材料一 由于土地兼并的急剧发展，8世纪末叶，班田制几近废弛。许多破产的农民被迫投附于势力之家，成了依附者，或者把自己的份地“寄进”给贵族、寺院或神社，成为他们的依附佃农。8世纪末9世纪初，有势力的贵族、寺院或神社普遍建立起庄园。庄园大小不等，形成的情况也不一致。有的庄园就是原来的村落，有的包括几个村落;初期的庄园多是通过垦荒建立起来的，被称为“垦地系庄园”;后期庄园则多是因农民“寄进”而形成的，被称为“寄进地系庄园”。庄园的生产者被称为“庄民”,他们原来是国家的公民，由于破产或迫于形势的压力而成为庄园领主的依附民。
材料二 大化改新时期的功臣中臣镰足，后来被天皇赐姓藤原氏。此后藤原氏家族势力强大，自9世纪中叶起，专擅国政200余年，史称“摄关政治时期”。摄关政治时期，社会秩序混乱，地方豪强为了保护自己的庄园、扩大势力，都把自己家族中的青壮年和仆人武装起来，建立了一种军事组织，形成了特殊的武士阶层。在天皇与摄关家进行斗争时，双方都竭力拉拢武士，扩大自己的实力。因此，武士势力迅速增长，甚至左右政局。11世纪，日本形成了两大武士集团：关东的源氏和关西的平氏。1185年，关东源氏消灭了关西平氏，控制了中央政权。1192年，源氏武士集团的首领源赖朝取得了“征夷大将军”称号，在关东建立起镰仓幕府（1192~1333年）,日本开始进入武士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下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日本庄园的主导类型的变化，并简析日本庄园兴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武士阶级专政形成的条件。
材料：遣唐使和大多数的留学生、学问僧等回国后都作出了贡献。推动日本社会进一步发展，还表现在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政治方面，日本孝德天皇的大化革新的出现，就是在高向玄理等遣唐学生推动下进行的。他们改革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仿效唐制，为强化提高天皇的权威建立年号，称孝德天皇元年为大化元年(645)，是为日本天皇设立年号之始，同时也是大化改革的名称的由来。随后全面学习唐律令，主要以唐《永徽令》为样板。在文武天皇(701年，唐大宝元年)所颁布的《大宝律》中的《田令》规定有关口分田、职分田、公廨田等名称和内容都与唐朝均田法令一样……设立二官(神祇官、太政官)，太政官下辖八省，各省又下辖若干察、司分理政务，一台为弹正台(相当唐的御史台)；地方行政组织为国、郡、里。全日本国置六十余“国”，长官叫“国守”。 军队在中央设五卫府。 随着《论语》等儒家经典传入日本，儒家思想被注入政治之中大力推广。儒家经典成为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天智天皇时期(662—671)在京都设立大学，以后学制逐渐完备，学科分为明经、经传、明法、书、算等科，基本与唐相仿。
—孙宏：《简论日本遣唐使》，载《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1)根据材料归纳日本大化革新的措施。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革新的内外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大化改新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材料一 六七世纪时，日本处在奴隶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世袭贵族占有大量土地。奴隶及部民，权势很大，地方贵族反抗中央贵族，政局十分混乱。
材料二 大唐国者，法式（法度，法则）备定，珍国也，常须达。
（1）归纳材料所说的是日本什么事件。
（2）此事件有何重大历史意义？
（3）日本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有何可取之处？
| ① | 东欧 | 继承古希腊、罗马文化，融合美洲、北非文化 |
| ② | 南亚 | 多民族文化异彩纷呈，成为东西文明的纽带 |
| ③ | 西欧 | 基督教成为文化符号，教权与王权竞争共存 |
| ④ | 东亚 | 融汇华夏文明的因子，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 |
| A．①③ | B．②③ | C．②④ | D．③④ |
材料一 庄园制是古代日本中世纪社会的重要经济基础。应仁之乱(1467年)后，大部分庄园趋向没落，名田进一步解体，与庄园体制不同的新的租佃关系开始出现。加上15世纪农民的反年贡斗争不断高涨，频繁的农民暴动如“土一揆”“国一揆”“一向一揆”和“德政一揆”等也成为加速庄园制解体的重要因素。土豪与富农成为这一时期“地下请”的主体，加之“守护”和“战国大名”的存在，使庄园制越来越有名无实。武装大名代官逐渐支配了农村，取代了原来的庄园机构。一般认为，镰仓末期至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恶党”应属于瓦解庄园制度或具有一定变革性质和作用的势力。这一时期，各庄园均普遍出现了村民百姓反对领主的力量。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性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表明庄园制从基础上遭到瓦解，并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摘编自王军《日本庄园公领制初探》
材料二 在西欧早期的封建体制下，以庄园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本能地抑制商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中世纪欧洲的庄园是自成一体、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大小土地贵族为了各自的利益逐渐结合起来，达成了一种被称为“封君封臣”制的契约。大地主作为封君把自己的土地作为“采邑”，县赐给投奔自己的下级地主贵族，使之成为自己的封臣。作为报偿，封臣要为封君提供武装支持。这种“采邑”或恩赐地，起初是可以废除或以其他名义取消的，但不久就成为世袭的“封土”了。这些“封土”成了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它是西欧当时最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
——摘编自田红贺淑俊《浅析日本与西欧封建庄园制产生的异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庄园衰落的原因及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欧庄园的特点，并说明其与日本庄园在本质上的相同点。
材料一 王朝国家体制下，新兴农民以名田为基础，强化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在不断的阶级分化中，其中的佼佼者最终成长为日本中世的中坚力量，即领主阶层。这些新兴的领主阶层一边抵抗着来自于君主的强硬的干涉，一边加强对土地的所有权。即使律令国家的基础已经崩塌，但遗留下来的影响过于强大，这些开创新时代的阶层不得不寄生于王朝国家中，利用国家的权威支配农民阶层，扩大势力。到了12世纪末的源平之战时，源氏和平氏组织起来的武力集团几乎都由职业性武士组成，他们与处在顶端的武家统领以土地契约为媒介结成主从关系，这种以等级制度为轴心构建的战斗组织才是中世性质的武士团，这种集团具有强烈的团结意识。1192年，源赖朝建立起镰仓幕府，日本正式进入武士阶级专政时期。
——摘编自郭娜《日本武士阶级源流论考》
材料二 将军—大名—武士，这种自上而下结成的主从关系，是幕藩体制下武士阶级内部关系的主轴，忠与义，是这一关系里最核心的思想，即所谓：“顾其身，得主人，尽奉公之忠，交友厚信，慎独身，专于义。”江户时代，由于幕府严禁各藩间往来，藩国之间各自为政，互不沟通，藩内武士的家名、家禄、家业均具有世袭性质，一身一家的荣辱与藩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藩即家即国，对于一般武士如此，对于藩主也是如此。江户中期以后，“义”这一概念普遍流行，武士阶级由对于具体主君的忠诚转化为对主君地位的忠诚，“藩国”这一“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之天下”，这就意味着藩主和臣下同样对天下兴亡负有责任。按照人（社会）与自然秩序合一的法则即秩序合理主义来排列社会秩序，这是武士阶级价值伦理的基本特征。这一法则在阶级内部的价值观念上表现在对天皇—将军—大名多元并存状态的认可和等级高下的排定，在阶级间的伦理观念上则表现为对士农工商诸阶级多元并存状态的认可和荣卑秩序的排列。
——摘编自李文《日本武士阶级价值观念的基本层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武士阶层专政形成的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日本武士阶级的价值观念。
材料一 唐承隋之后，在塞外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如唐太宗曾任命当地部落首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实行直接统治，但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平定隋末动乱之后，唐朝逐步排除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因素。在中央把三省作为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贞观年间，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间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摘编自【日】谷川道雄《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材料二 孝德天皇即位后，于646年颁布《改新之诏》，按照中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模式，废除奴隶社会体制的“部民制”，将部民转化为国家公民。公民每六年收授一次班田，凡领“分田”者交土地税（租）；每年到京城服徭役10天，交纳手工业品（调）。中央设八省一台（监督官吏的"弹正台"）、设二官（神祇官和太政官管辖并监督八省）。在各地则设国（司）、郡（司）、里（长）三级行政单位。各级地方官的任免均属中央。
——摘编自刘明翰、陈月清《论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对日本及东亚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行政体制的特点，并指出汉唐中枢决策机构的发展。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大化改新在政治制度方面与贞观之治的共同之处。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唐朝三省六部制建设对当代国家政治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隋唐时期，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音乐文化，燕乐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它标志着歌舞音乐发展的一个高峰。除燕乐外，当时流行的曲子填写的词成了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当时盛行的歌舞戏为宋代杂剧与南戏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当时通行的变文，正是后世词话与宝卷一类说唱的直系祖先。唐朝设立了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统领各色音乐，总数达数万人。隋初郑译的八十四调理论和后来燕乐二十八调的产生，以及对通向十二平均律的探索，表明这个时期乐律理论上的成就。
——摘编自张小梅《唐代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史专题研究》
材料二 唐燕乐传入日本后，经过平安朝的乐制改革，把它分为管弦与舞乐两种形式。舞乐以舞为主，有器乐伴奏，而管弦则是单纯的器乐演奏。日本雅乐序、破、急的基本结构来自燕乐大曲。燕乐大曲的散序是自由节奏，速度也不固定，中序是歌唱部分，破的节奏不规则，速度逐渐加快。而日本雅乐的结构已大为减缩，中间插有若干其他音乐段落，整体速度则呈现逐渐加快态势。根据唐代史料记载，《太平乐》的演出当时舞者约75人，同时还有140人合唱《太平歌》。日本乐书《体源抄》有如下记载：“古太平乐於唐土者，一百四十人等舞之，今於日本则不然，天安天皇时四十舞之，后三十人，今又不然。”
——摘编自张前《日本雅乐与唐代燕乐－日本史书、乐书相关资料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音乐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2)根据上述材料，概括与唐朝燕乐相比日本雅乐的不同之处。
材料一 唐承隋之后，在塞外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如唐太宗曾任命当地部落首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实行直接统治，但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平定隋末动乱之后，唐朝逐步排除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因素。在中央把三省作为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贞观年间，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间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摘编自【日】谷川道雄《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材料二 孝德天皇即位后，于646年颁布《改新之诏》，按照中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模式，废除奴隶社会体制的“部民制”，将部民转化为国家公民。公民每六年收授一次班田，凡领“分田”者交土地税（租）；每年到京城服徭役10天，交纳手工业品（调）。中央设八省一台（监督官吏的"弹正台"）、设二官（神祇官和太政官管辖并监督八省）。在各地则设国（司）、郡（司）、里（长）三级行政单位。各级地方官的任免均属中央。
——摘编自刘明翰、陈月清《论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对日本及东亚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行政体制的特点，并指出汉唐中枢决策机构的发展。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大化改新在政治制度方面与贞观之治的共同之处。
材料一 禅宗直截简明，颇与武士的性格相合，它提供武士信佛即可得救的观点。宋明理学号称正宗，实际上和禅宗是一脉相通的。幕府为了组织一个军事专制的帝国，就需要在相应的经济关系之上，另有一种统治的力量，这就是适应封建社会要求的武力和文化。当时享受特权的武士贵族代表着武力，而朱子学则是维护这种封建身份制度的文化力量。德川初期，幕府提倡朱子学，它成了正统官学。至于古学派和朱子学派的论争，则是代表地主阶级主张王政复古与代表拥护幕府思想间的斗争。从朱熹的哲学思想出发，日本朱子学有走向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派，如海南朱子学派和水户学派，也有走向气一元论接近唯物主义派如京都朱子学派、海西朱子学派和大阪朱子学派。
——摘编自李甦平《试论宋明理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演变》
材料二 清朝统治者以“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专制主义态度排斥一切外来文化，视汉语之外的外国语言文字为“夷语”，而学习“夷语”即“非王之道”，显示出很强的鄙夷色彩及排外心理。清末鸦片战争以后，惨遭战争之痛的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19世纪60年代，在与西方列强的频繁交涉中，清政府苦于“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不得不痛下决心仿照清初俄罗斯文馆教习之例开设外语学校。
——宁建花等《从“西语”到“西学”》
材料三 传统中华文化共同体近代以来的深刻裂变，是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开始的。在作为《青年杂志》发刊词的《敬告青年》中，陈独秀高调揭示新文化六大纲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大纲领，无一不是以近代西方为坐标；无一不是将近代西方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泛滥、工业文明的确立而产生的部分观念与制度，视为中国必须原封不动照样复制的目标模式。
——姜义华《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百年裂变与重建》
(1)根据材料一，指出朱熹学说在日本传播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在日本能够广泛传播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设外语学校的思想文化背景，列举当时开设的一所外语学校。
(3)根据材料三，指出“中华文化共同体”在近代裂变的特点，并结合所学概述近代中华文化的潮流。指出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华文化追求的价值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