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王朝国家体制下，新兴农民以名田为基础，强化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在不断的阶级分化中，其中的佼佼者最终成长为日本中世的中坚力量，即领主阶层。这些新兴的领主阶层一边抵抗着来自于君主的强硬的干涉，一边加强对土地的所有权。即使律令国家的基础已经崩塌，但遗留下来的影响过于强大，这些开创新时代的阶层不得不寄生于王朝国家中，利用国家的权威支配农民阶层，扩大势力。到了12世纪末的源平之战时，源氏和平氏组织起来的武力集团几乎都由职业性武士组成，他们与处在顶端的武家统领以土地契约为媒介结成主从关系，这种以等级制度为轴心构建的战斗组织才是中世性质的武士团，这种集团具有强烈的团结意识。1192年，源赖朝建立起镰仓幕府，日本正式进入武士阶级专政时期。

——摘编自郭娜《日本武士阶级源流论考》

材料二   将军—大名—武士，这种自上而下结成的主从关系，是幕藩体制下武士阶级内部关系的主轴，忠与义，是这一关系里最核心的思想，即所谓：“顾其身，得主人，尽奉公之忠，交友厚信，慎独身，专于义。”江户时代，由于幕府严禁各藩间往来，藩国之间各自为政，互不沟通，藩内武士的家名、家禄、家业均具有世袭性质，一身一家的荣辱与藩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藩即家即国，对于一般武士如此，对于藩主也是如此。江户中期以后，“义”这一概念普遍流行，武士阶级由对于具体主君的忠诚转化为对主君地位的忠诚，“藩国”这一“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之天下”，这就意味着藩主和臣下同样对天下兴亡负有责任。按照人（社会）与自然秩序合一的法则即秩序合理主义来排列社会秩序，这是武士阶级价值伦理的基本特征。这一法则在阶级内部的价值观念上表现在对天皇—将军—大名多元并存状态的认可和等级高下的排定，在阶级间的伦理观念上则表现为对士农工商诸阶级多元并存状态的认可和荣卑秩序的排列。

——摘编自李文《日本武士阶级价值观念的基本层面》

材料一   一般认为，文化的共性通常由语言、价值观、体制、宗教和祖先等方面体现出来。亚洲东部的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的历史文化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突出表现在汉字文化、儒家思想、律令制度、大乘佛教四个方面。这些共同点的基础是汉字文化，因为儒家思想、律令制度和大乘佛教都以汉字作为其信息的承载工具。“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所以相当一部分人把东亚的中、朝（包括现在朝鲜和韩国）日、越称做“汉字文化圈”。

材料二   中、朝两国因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发展形成了相近的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国，自秦汉实行“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而朝鲜在中国的影响下，早在李朝之前1200多年，就已是中央集权制社会。如三国时期的新罗，受唐朝影响，在地方实行郡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并最终统一朝鲜半岛。日本虽然在推古朝时期（公元593-622年）圣德太子崇尚中国的礼治而推行大化革新，实施“公地公民”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度，但是，其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与中、朝两国有很大不同。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吴祖鲲、商学君《东亚文化格局：演变与应变》

材料一   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本贵族在信仰上产生了矛盾，并在政治上走向对立。公元646年，代表革新政治的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思想文化并实行“大化革新”（即“大化改新”），将唐朝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儒教思想进行广泛传播与学习，发展了以中国政治结构为蓝本的官僚制度，用外来的新文化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经过500年左右的发展后，源赖朝开始建立幕府制度，实行“将军—大名—武士—农、工、商”这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要求各个阶层安守本分，并反对一切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从镰仓幕府至德川幕府近700年间，武士阶层创建了一种规范性的伦理行为，被称为“武士道”。武士道精神不仅是建立在武士阶层中的道德伦理规范，同时也为各个社会阶层设立了道德标准。

——摘编自于师懿《儒家文化与日本武士道精神》

材料二   自1871年到1945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和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71年至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为第一阶段，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他自述写作原则是“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从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至民国初年，中国东渡日本留学者络绎于途。1919年至1945年为第二阶段，蒋百里的《日本人》等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意图攫取德国在华利益，进而窥视华北，引起国人警惕。“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方针，搜集整理中日关系史料，每日在《大公报》上连载一段。1937年9月，蒋百里奉命出使欧洲，他在柏林写成题为《日本人》的小册子。和蒋百里同时期留学日本的戴季陶于1928年写成《日本论》一书，该书从“学问本身”对日本进行了一番研究。

——摘编自陈建云《〈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的“日本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