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承隋之后，在塞外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如唐太宗曾任命当地部落首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实行直接统治，但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平定隋末动乱之后，唐朝逐步排除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因素。在中央把三省作为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贞观年间，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间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摘编自【日】谷川道雄《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材料二 孝德天皇即位后，于646年颁布《改新之诏》，按照中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模式，废除奴隶社会体制的“部民制”，将部民转化为国家公民。公民每六年收授一次班田，凡领“分田”者交土地税（租）；每年到京城服徭役10天，交纳手工业品（调）。中央设八省一台（监督官吏的"弹正台"）、设二官（神祇官和太政官管辖并监督八省）。在各地则设国（司）、郡（司）、里（长）三级行政单位。各级地方官的任免均属中央。
——摘编自刘明翰、陈月清《论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对日本及东亚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行政体制的特点，并指出汉唐中枢决策机构的发展。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大化改新在政治制度方面与贞观之治的共同之处。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唐朝三省六部制建设对当代国家政治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本贵族在信仰上产生了矛盾，并在政治上走向对立。公元646年，代表革新政治的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思想文化并实行“大化革新”（即“大化改新”），将唐朝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儒教思想进行广泛传播与学习，发展了以中国政治结构为蓝本的官僚制度，用外来的新文化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经过500年左右的发展后，源赖朝开始建立幕府制度，实行“将军—大名—武士—农、工、商”这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要求各个阶层安守本分，并反对一切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从镰仓幕府至德川幕府近700年间，武士阶层创建了一种规范性的伦理行为，被称为“武士道”。武士道精神不仅是建立在武士阶层中的道德伦理规范，同时也为各个社会阶层设立了道德标准。
——摘编自于师懿《儒家文化与日本武士道精神》
材料二 自1871年到1945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和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71年至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为第一阶段，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他自述写作原则是“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从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至民国初年，中国东渡日本留学者络绎于途。1919年至1945年为第二阶段，蒋百里的《日本人》等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意图攫取德国在华利益，进而窥视华北，引起国人警惕。“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方针，搜集整理中日关系史料，每日在《大公报》上连载一段。1937年9月，蒋百里奉命出使欧洲，他在柏林写成题为《日本人》的小册子。和蒋百里同时期留学日本的戴季陶于1928年写成《日本论》一书，该书从“学问本身”对日本进行了一番研究。
——摘编自陈建云《〈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的“日本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武士道精神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两个阶段”的目的，并说明其共同的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历史上中日之间的相互学习中所得到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