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中世纪以来，人们的天赋理性一直受到宗教神权和世俗王权的控制和压抑，现在，要以哲学的名义把人的理性呼唤出现，恢复它的合法权利，要在批判中倡导理性这种新的思绪方式，确立起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伏尔泰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理性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时代要求确认以理性来反对种种想象和别的时代的偏见，并取得胜利”。启蒙思想家真诚地启发民智，要把潜藏于每个人自身之中的理性召唤出来，挣脱任何外在权威的束缚，使人类走出不成熟的依附状态，成为敢于运用自己理性的独立的和自由的人。

——李宏图《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

材料二   伏尔泰的思想，渗透着一个理想——自由。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法律的保护，他所拥有的一切随时都可能被剥夺和窃取，那么，个体自由便荡然无存。在无政府状态下，社会陷入混乱，法律任由暴力与阴谋践踏，公民的自由就像无根的浮萍，而国家要强大必须“使最高权力巩固强化，无人非议”。“最高权力”就是王权。同时，为实现自由，还要依靠宗教对那些“隐蔽的罪行”进行制裁。伏尔泰认为，当身份、地位、财富、职业的不同人平等地服从法律，每个人的自由也就得到了保障。伏尔泰的自由观，不仅成为法国民众与现实的不自由进行斗争的精神，还为后人思考自由提供了典范。

——卢少鹏《论伏尔泰的自由观》

材料三   卢梭认为，既然人民主权是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每一个人也就享有主权，同时也必须服从主权。如果有人不服从，社会契约就强迫他服从。

——吕一民《法国通史》

材料一 文艺复兴的意义有两个：一个是复生，一个是新生，这两个意义是都不错的。因为从一方面看来，文艺复兴是古希腊罗马的古文艺和人生观的复活，是一种复生运动。从其他方面看来，文艺复兴却是欧洲近古文化的先锋，是一种文化的新诞生。

——陈衡哲《西洋史》

材料二 17世纪末叶以后，中国文化信息传入欧洲，使一些学者加强了摆脱传统的信心和依据。孟德斯鸠承认中国的君主专制比较有节制，承认中国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实行科举、设置谏官具有发展生产和限制暴政的作用；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几乎完全持推崇的态度，他盛赞中国君主以农为本，重视生产的政策与措施，建议法国国王也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

——陈宣良《伏尔泰与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