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将社会结构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形成一个多面互动的整体，一直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吕思勉在《中国制度史》中写道：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之人，士有应举之才，而举不之及，夫固无如之何。既可（科举），……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徇私举之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徇私舞弊之限制。
材料二：（梭伦）说：“我制定的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双方（贵族和平民）都要适可而止，以公正为本。然而，在阶级社会中，根本利益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梭伦受到了来自两方的攻击，被迫无奈，最后只身逃出希腊。
——冯俊科《西方幸福论从梭伦到费尔巴哈》
材料三：孔子和柏拉图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可分别称为“仁礼社会”和“理想国”；关于理想社会的秩序及其个体品德，他们的观点惊人相似。（美）肯沃尔夫《大历史视野》中曾写道“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和著名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观点中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不免叫人惊讶。……两者都不支持民主自治政府，但却都相信绝对的道德真理的存在，并且相信人们居住在和平与和谐中的可能性。……两人都相信只有那些已经具有美德的人才能创建一个井井有条、和睦的政治社会。”
材料四：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请回答：
（1）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晋时期的选官制度，并通过与上述选官制度的比较，说明科举制的历史进步性。
（2）据材料二，分析梭伦无法达到改革目标的根本原因，并指出梭伦的哪些观念对后世民主政治产生了积极影响？
（3）据材料三，揭示两位先哲的观念中关于社会秩序和个体品德方面的共同性；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孔子的“礼”和“仁”在构建“仁礼社会”秩序中的不同作用。
（4）按照材料四的思路，概括两位先哲观念相似的原因，并以具体社会背景加以说明。
材料一 1756年，伏尔泰发表《风俗论》，将中国列为最古老的民族，并盛赞中国的高度文明与繁盛，得到欧洲启蒙哲人的广泛认同。魁奈则说道： “中国人不区分道德和政治，在他们看来，良好的生活技艺即是良好的统治技术，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合二为一。”雷诺多发现“哲学家在中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权力”，所以中国的政治具有一种“哲学王”色彩……这种“开明专制”可以避免政治的混乱和动荡，使政治制度更加稳定可靠。伏尔泰声称，中国的政府官员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很难想象有比它更好的政府。经过传教士与启蒙思想家的传播， “以学识孕育政府”成为法国社会的新理念。1791年，法国传统的封建等级制逐渐发展为专家治国的官僚政治。
——摘编自张慧《 “中学西渐”推动近代法国政治变革》
材料二 中世纪以来，特别是自全球史开始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说明“西方中心论”其实是缺乏历史支撑的，好像“皇帝的新衣”。如果从更远的世界大历史来看， “西方中心论”更像是一个“新事物”，甚至是偶然现象。以历史事实说话，无异于是对“西方中心论”的釜底抽薪。
——摘编自李兴《世界史“西方中心论”破解与“三大体系”构建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法国“中学西渐”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驳斥“西方中心论”。
材料一 “民权”泛指人民的权力。近代中国最急迫的任务是“救亡御侮”，这一任务被“士人”们直接凝炼在“民权”思想之中，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资产阶级改良派“民权”思想中的“民”，主要包括封建官僚、封建绅士集团和由科举制度产生的封建功名之士。谭嗣同指出：“苟有绅权，即不必有议院之名，已有议院之实矣。”传统儒家文化讲究“中庸”，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民权”不是和“君权”对立，而是共存的，这体现了“中庸”政治的要旨。西方近代的“民权”思想从学理上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了根本否定，启蒙思想家所提倡的“社会契约”、“天赋人权”成为其后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起到了理性启蒙的作用，其“民权”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权力。
——摘编自王先民《近代中国早期“民权”思想探迹》
材料二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深切认识到，只有建立起包括各阶级、阶层和党派、团体的民主联合政权，才能最终夺取抗战的胜利。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纷纷加入抗战队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明绅士也都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自觉投身抗日战争。1940年初，陕甘宁边区延安县中区五乡在征粮过程中，乡政府通过民选方式组建征粮委员会，27名委员中中共党员9名，占三分之一、其余均为党外人士，这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大胆尝试和成功实践。1940年底，国民党断绝给八路军的军饷，并派重兵围困陕甘宁边区，使边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几度陷入绝境。为战胜困难，必须要团结各阶级、阶层和党派团体的力量，才能确保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三三制”政权，有效化解了抗日根据地的内部风险和矛盾，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尹恒《简述抗战时期陡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与西方启蒙思想家“民权”思想的不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三三制”政权形成的原因及其意义。
材料一 “文明”最初指对知识进步、技术进步、道德进步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朦胧憧憬。1756年，伏尔泰的《风俗论》被视为世界文化史或文明史的开山之作。伏尔泰主张放弃以往历史中对偶然事件的叙述，而保留其中描写风俗习惯的材料，从而把杂乱无章的东西构成整幅连贯清晰的图画，并“力图从这些事件中整理出人类精神的历史”。在伏尔泰看来，人类精神的历史展现了从蒙昧到启蒙即文明的发展过程，所有民族概莫例外。为此，他不仅叙述了欧洲史，还叙述了中国、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亚洲民族的历史，其文化史或文明史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视野。伏尔泰借自然规律论证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变化：“大海不可能覆盖于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上，那样的看法是同万有引力和流体静力学定律相抵触的。”
——摘编自徐浩《西方文明史比较中研究范式的转变》
材料二 “现代化范式”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但此后至40年代“革命史范式”占据了史学界的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陈旭麓等历史学家对“革命史范式”的主要线索提出了质疑，“现代化范式”进入复兴时期。以罗荣渠、章开沅为代表明确了“现代化”概念的含义，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这就打破了传统的政治史独霸的地位，兼顾了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科技史、妇女史等领域的研究，还开辟了城市史等新的研究领域。现代化研究的开展，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引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如“非农业的相对迅速增长，商业化和国际市场联系的日益密切，积极的相对稳定而持续的增长，城市化及与此相应的人口流动，多层次的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收入分配渐趋协调平衡，组织与技能专业的专业化与分衍；科层化的发展，群众政治参与程度的增进，国民生活水平与生活素质的提升等等。”
——摘编自康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伏尔泰历史观的特点，并分析出现这一特点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研究“现代化范式”复兴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 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弗·培根所开创的经验主义哲学思想流派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大陆的思想发展，加速了苏格兰民族的苏醒，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活水源头。早在1561年，苏格兰新教派改革家诺克斯通过长老会向苏格兰国会提交的《规章一书》中，就建议拨出全苏格兰教产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兴办国民教育，当时苏格兰的大学教育甚至比英格兰的牛津、剑桥更有活力。18世纪初，拥有活跃港口经营贸易的苏格兰在合并到相对稳定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之时，便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苏格兰这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中涌现出了休谟等诸多思想家，波及法、德、美等国，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摘编自李雪丽《苏格兰启蒙运动概论》
材料二 宗教是启蒙运动最复杂、最棘手的主题。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腐败的宗教”的批判与反思，对“真正的宗教”的启蒙与建构，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贡献。在休谟看来，与狂热相比，迷信更可恶，带狂热色彩的宗教在发轫之初都比较暴烈，在不知不觉中潜入人的灵魂深处，进而让教士树立起牢固的权威。休谟认为“一切超自然的神奇的传闻特别在无知的野蛮民族为多”，无知与愚昧是宗教产生的认识根源，亦是宗教不断变质与败坏的认识根源，斯密在休谟的基础上指出，“科学是对于狂妄及迷信之毒的大消毒剂”。当时苏格兰的牧师们“经常被发现乐于培育和鼓励这些败坏的观念”，罗伯逊的看法也如出一辙，他认为“宗教的牧师们就成为迷信和崇拜的对象”。
——摘编自项松林《苏格兰启蒙运动与宗教启蒙》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爆发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批判“腐败的宗教”的表现，并指出其构建“真正的宗教”的方式。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之间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卢梭提出：“通过理想的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东西是主权而不是政府，主权总是在人民这一边，因为人民实际上就是公民的集合体。”既然“每个人都把自己奉献出来”。“转让是毫无保留的”，“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作为公共意志的主权的承担者，必须是全体的人民，是“他们集体地”称之的人民。卢梭认为，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被代表的。“它只能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法国作为卢梭学说的故乡自然首先受到这个理论的影响。从整个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卢梭的学说无可争议地具有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中国的道德精英分子，梁启超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时候，清醒地看到了其独特于西方思想的形态和特有的价值。无怪乎美国学者列文森认为：梁氏在1898年至1911年流亡日本期间，在知识上离开了中国传统，但在感情上却放不开，仍依恋着中国文化。戊戌政变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那里接触到了以卢梭为代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的学说。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地尽量输入。”流亡期间，他与孙中山交往日益密切，对孙中山的武力革命逐渐持赞成态度。
——摘编自《梁启超戊戍变法前后政治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卢梭民权思想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思想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卢梭思想的历史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