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明清之际确乎存在着一种其精神特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特质多少有些相似的思潮。但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毕竟是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精神特质有很大差异。首先，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此时的中国，在产业方面，尚只是在工商业较发达的苏（州）、杭（州）等少数地区出现少量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与之相应，社会中尽管逐渐分化出了一个强烈要求发展工商业的市民阶层，却尚远未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市民阶层在社会上的势力也显得很单薄，根本不足以与当时仍然强大无比的封建势力相抗衡。其次，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一个具有以“天下为家”和皇权至上为主要特征的政教合一文化传统的社会里。这种文化的实质，在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到了明清之际，主要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政治剧变等因素的影响，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摘编自周可真《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近代欧洲启蒙运动》

材料二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哲学家，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评现实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摘自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

材料一   “民权”泛指人民的权力。近代中国最急迫的任务是“救亡御侮”，这一任务被“士人”们直接凝炼在“民权”思想之中，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资产阶级改良派“民权”思想中的“民”，主要包括封建官僚、封建绅士集团和由科举制度产生的封建功名之士。谭嗣同指出：“苟有绅权，即不必有议院之名，已有议院之实矣。”传统儒家文化讲究“中庸”，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民权”不是和“君权”对立，而是共存的，这体现了“中庸”政治的要旨。西方近代的“民权”思想从学理上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了根本否定，启蒙思想家所提倡的“社会契约”、“天赋人权”成为其后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起到了理性启蒙的作用，其“民权”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权力。

——摘编自王先民《近代中国早期“民权”思想探迹》

材料二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深切认识到，只有建立起包括各阶级、阶层和党派、团体的民主联合政权，才能最终夺取抗战的胜利。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纷纷加入抗战队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明绅士也都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自觉投身抗日战争。1940年初，陕甘宁边区延安县中区五乡在征粮过程中，乡政府通过民选方式组建征粮委员会，27名委员中中共党员9名，占三分之一、其余均为党外人士，这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大胆尝试和成功实践。1940年底，国民党断绝给八路军的军饷，并派重兵围困陕甘宁边区，使边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几度陷入绝境。为战胜困难，必须要团结各阶级、阶层和党派团体的力量，才能确保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三三制”政权，有效化解了抗日根据地的内部风险和矛盾，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尹恒《简述抗战时期陡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

材料一   康雍乾三朝除了宣扬武功的方略外，还编写字典、韵书、类书及经书的集解，动员了不少当世的学者，从而引导了学术界的方向，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乾嘉学派。顾炎武、戴震、段玉裁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传统文化原典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考订和诠释，在经史子集等方面，都有不少突破性的成果和总结性的成就。乾嘉学派的许多学者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注重具体分析的方法，讲求言必有据、无证不信的态度，为由传统学术研究向近代学术研究转化提供了沟通的桥梁。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等

材料二   沙龙兴起于15世纪的欧洲，在当时指的是装扮艺术品的房间。16世纪末传入法国，最初指的是卢佛尔宫的画廊，后逐渐演变为聊天、玩纸牌和谈论文学与艺术的场所。17世纪初，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沙龙开始出现，这就是德·朗布依埃夫人的蓝色沙龙。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沙龙的话题由文学艺术转变为政治性的话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罗兰夫人的沙龙，这个沙龙被誉为“吉伦特派的灵魂”。18世纪时，沙龙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兴起了众多各式各样的沙龙。诸如乔芙林夫人的哲学沙龙、莱斯比纳丝小姐的百科全书派沙龙以及内克夫人的政治沙龙等。

——据李国强《启蒙时代：法国沙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