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56年，伏尔泰发表《风俗论》，将中国列为最古老的民族，并盛赞中国的高度文明与繁盛，得到欧洲启蒙哲人的广泛认同。魁奈则说：“中国人不区分道德和政治，在他们看来，良好的生活技艺即是良好的统治技术，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合二为一。”雷诺多发现“哲学家在中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权力”，所以中国的政治具有一种“哲学王”色彩……这种“开明专制”可以避免政治的混乱和动荡，使政治制度更加稳定可靠。伏尔泰声称，中国的政府官员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很难想象有比它更好的政府。经过传教士与启蒙思想家的传播，“以学识孕育政府”成为法国社会的新理念。1791年，法国传统的封建等级制逐渐发展为专家治国的官僚政治。

——摘编自张慧《“中学西渐”推动近代法国政治变革》

材料二   “文化自觉”是指一个民族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对其自身文化的理性思考和创造性发展，是对民族精神的自觉反思和提升。维新人士虽还没有明确提出“民族”的概念，但他们从“保国、保种、保教”的角度来宣传变法思想。20世纪初，国粹派认为，国学中具有民族独具的特质，是“激动种姓”、增加爱国情感的良药。他们还强调人类文化的多元平等，以此说明保持民族特性符合世界公理。章太炎则多次用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来概括中外文化，说明二者各有所长。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更为自觉地认同民族文化，重视文化的民族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

——摘编自张昭军《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

材料一 17、18世纪欧洲传教士东来，引发了中西方文化冲撞和交流。中国儒家哲学对当时的欧洲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变成18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儒家学说的理性观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其影响涉及法国、德国和英国，虽然各国所受的影响不同，但以异端的孔子学说作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哲学的护身牌，却是一致的。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观念极力推崇，他在创建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惊奇地发现了中国这个实例，并将它作为锐利的武器投向旧制度和旧势力。

——摘编自梁真惠《中国儒家学说的译介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材料二 1792年，英国派出马戛尔尼使团，借为乾隆帝祝寿之名，出使清廷。然而，在觐见乾隆帝礼仪的问题上与清方产生分歧，拒绝按中国传统行跪拜礼。最终双方达成折中意见，改行免冠屈一膝之礼。乾隆帝对英国使团的“妄自骄矜”“无福承受恩典”十分不悦，当觐见完毕英方提出改善贸易条件、增开通商口岸的诸项要求时，概予严词拒绝。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法国重农学派是18世纪50—70年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也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分支。此时法国仍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为基础。财政大臣主张极端重商主义政策并大范围实施，利用国家资本和特许经营形式集中发展工商业、刻意压低粮食价格、提高农业税等，导致耕地荒度，农民极度贫困，国家财政濒临崩溃。据农学家阿瑟·扬估计，法国与英国小麦亩产比为1：1.33。在此情况下，重农主义者提出，在各经济部门中，只有农业是生产的，因为只有农业既生产物质产品又能在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中，表现为物质财富的量的增加。工业不创造物质而只变更或组合已存在的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也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二者都是不生产的。代表人物魁奈也指出，“关于农业的利益，实际上是要把土地集中形成大规模的租借地，由富裕的租地农场主经营……使它达到最好的状态”。

——摘编自《浅论法国重农学派经济思想对当前我田“三农”问题的启示》等

材料二   1953年，毛泽东在了解了一些地方的农业互助合作情况后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同年11月，在第三次全国农业互功工作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谈话时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技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各种农具，进行比较，通过试验加以改进，试制出新式农具。试制出来后在田里实试，确有成效，然后再大批制造，加以推广。

——摘编自《略论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及实践》

材料三   中国留法农学会理事长任军民曾指出：“法国是农业大国，生产的集约化水平高，农产品丰富，但在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当前，中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跨越的关键时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持续提高，这给现代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以及挑战。因此，加强中法农业交流，优势互补，既能让中国农业发展少走弯路，也将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材料一   程朱理学把“理”当成最高的本体，把宇宙实体和宇宙规律与儒家伦理的原则结合起来，在道德实践上，“理”被强化为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虽然这个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有其很强的道德规范和指导功能，但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所抑制的。因此，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就有了心学。陆九渊、王阳明相信人心就是理的根源，也是道德法则的根源。他们提出“心即是理”，相信自己的内在价值更胜于外在权威，使人的道德主体性进一步发展。所以，从理学到心学，宋明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逻辑的内在的展开。

——摘编自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

材料二   宋明理学曾在启蒙运动时期被广泛推崇。伏尔泰就曾指出，“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当然，伏尔泰为了达到反对宗教神学的目的，对中国文化和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赞美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就其结果而言，他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极度赞美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倒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美】麦克尼尔《世界史》等

材料一   启蒙运动作为一次思想文化运动，在18世纪中后期从英、法等国传入德国以后，由于德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出现了新的特点。启蒙运动在德国的政治努力成分相对不足。它既不像英国一样是17世纪中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也不像法国那样以1789年大革命的思想准备而出现，而是针对当时德国政治上四分五裂的状况，在宣扬理性、宽容、进步等启蒙理念的同时，将民族意识的提升和民族的文化认同作为自己努力的主要目标，希图以此促进德意志民族的统一。由于相关努力纯粹是文化领域的，它体现出来的只能是一种文化气息浓厚的民族主义。

——摘编自邢来顺《启蒙运动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文化革新运动。发起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是新式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人的觉醒，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式教育将知识分子们从封建宗法伦理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社会个人。他们秉承着浓厚的民族情感、国家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文化传统，处在近现代世界环境中，主动承担起为时代社会思考出路的使命。从学生运动到政党组织，从思想启蒙到革命斗争，新文化运动中觉醒了的新式知识分子开始走向探索中国现代革命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成为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

——摘编自朱鸿召《论新文化运动中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使命担当》

材料一   这个时候的欧洲正好处在工场手工业最发达的时候。经济一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就壮大了。愚昧是产生专制的唯一土壤，而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能够扫荡愚昧，也就能扫荡专制。……《社会契约论》一经发表，就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人权宣言》的基本精神。卢梭的观点有很激进的地方，他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自由之花要不断地用暴君的鲜血浇灌，才能长得茁壮”这种话，所以法国大革命时有些过火、过激的行为，就跟卢梭的这种宣传鼓动有很大的关系。

——《袁腾飞讲世界史》

材料二   孟德斯鸠把法视为事物内在规律的体现，完全抛开了神权和特权。他明确提出“一切存在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上帝的法，物质世界有物质世界的法，人类也有自己的法，立法的基础就是人的理性。既然人类的法是人的理性的体现，那它的本质就应该是维护人的权利。

——刘宗绪《世界近代史》

——洛克《论政府》（1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