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巴黎是这场启蒙运动的中心……不过，这种人员和思想的碰撞主要是在妇女主持的沙龙里进行。举例说，德·杰斐琳夫人大约从1750年起，在长达25年期间，设宴组织了一次次艺术家和作家的交谈会。她也欢迎来访的外国人，如来自英国的贺拉斯·沃波尔和大卫·休谟，以及后来成为波兰国王的年青人斯坦尼斯·波尼亚托夫斯基。沙龙和沙龙女主人，促进了文人共和国普世思想的发展，在这里，天才和创造性胜过贵族名门出身……苏菲·孔多塞的沙龙在拿破仑执政的岁月中，一直是温和反对派的中心。许多19世纪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就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后的这些沙龙里。

——摘编自（美）R.R.帕尔默、乔·科尔顿、劳埃德·克莱默《启蒙到大革命：理性与激情》

材料二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是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启蒙运动在18世纪中后期从英、法等国传入德国以后，由于德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出现了新的特点。启蒙运动在德国的政治努力成分相对不足，它既不像英国一样是17世纪中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也不像法国那样以1789年大革命的思想准备而出现，而是⋯⋯在宣扬理性、宽容、进步等启蒙理念的同时，将民族意识的提升和民族的文化认同作为自己努力的主要目标，希图以此促进德意志民族的统一。由于相关努力纯粹是文化领域的，它体现出来的只能是一种文化气息浓厚的民族主义。

——摘编自邢来顺《启蒙运动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材料二   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宣布成立，俾斯麦任首相。他着手整顿全国经济，统一了全国度量衡和币制，确定马克为货币单位。同时对交通运输的纷杂状况进行了大力整顿，废除国内贸易的障碍，完成了国内市场的统一。在对外贸易方面也采取了统一的政策，政府为了鼓励本国工业的发展，改革原有的关税制度，对工农业都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之后，工业出现跳跃式发展。德国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在19世纪最后25年，德国在钢铁、化学、电气、内燃机等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承担了开拓者的角色。

——摘编自高德步、王珏《世界经济史》

材料一 17、18世纪欧洲传教士东来，引发了中西方文化冲撞和交流。中国儒家哲学对当时的欧洲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变成18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儒家学说的理性观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其影响涉及法国、德国和英国，虽然各国所受的影响不同，但以异端的孔子学说作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哲学的护身牌，却是一致的。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观念极力推崇，他在创建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惊奇地发现了中国这个实例，并将它作为锐利的武器投向旧制度和旧势力。

——摘编自梁真惠《中国儒家学说的译介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材料二 1792年，英国派出马戛尔尼使团，借为乾隆帝祝寿之名，出使清廷。然而，在觐见乾隆帝礼仪的问题上与清方产生分歧，拒绝按中国传统行跪拜礼。最终双方达成折中意见，改行免冠屈一膝之礼。乾隆帝对英国使团的“妄自骄矜”“无福承受恩典”十分不悦，当觐见完毕英方提出改善贸易条件、增开通商口岸的诸项要求时，概予严词拒绝。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近代法国启蒙学者关注公民教育，认为专制国家的教育只是“培养好奴隶”，不会造就出真正的人。公民教育应由民主国家设立机构来领导与管理，以推翻教会对教育权的垄断与掌控。狄德罗认为优良的自然素质绝非贵族所独有，“天才、才能和美德出自茅屋里的要比出自宫廷里的多得难以计算”。只因在恶劣的社会制度下，民众的子女得不到合理的教育，其中的天才被埋没。在当时法国“优秀的爱国者”和“始终正直的公民”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卢梭要求儿童多了解祖国，他认为只有掌握包括数学、文学等科学知识，方能逐渐成为合格的公民。这些构想为推动臣民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

——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材料二   民国初期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临时约法》首次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为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学习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之初，不少学者强调“德国公民教育之思想，不可完全移植于我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朱元善于1916年提出，“教育之方针自当以新国家之本质为主眼，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使公民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

材料一   1756年，伏尔泰发表《风俗论》，将中国列为最古老的民族，并盛赞中国的高度文明与繁盛，得到欧洲启蒙哲人的广泛认同。魁奈则说：“中国人不区分道德和政治，在他们看来，良好的生活技艺即是良好的统治技术，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合二为一。”雷诺多发现“哲学家在中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权力”，所以中国的政治具有一种“哲学王”色彩……这种“开明专制”可以避免政治的混乱和动荡，使政治制度更加稳定可靠。伏尔泰声称，中国的政府官员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很难想象有比它更好的政府。经过传教士与启蒙思想家的传播，“以学识孕育政府”成为法国社会的新理念。1791年，法国传统的封建等级制逐渐发展为专家治国的官僚政治。

——摘编自张慧《“中学西渐”推动近代法国政治变革》

材料二   “文化自觉”是指一个民族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对其自身文化的理性思考和创造性发展，是对民族精神的自觉反思和提升。维新人士虽还没有明确提出“民族”的概念，但他们从“保国、保种、保教”的角度来宣传变法思想。20世纪初，国粹派认为，国学中具有民族独具的特质，是“激动种姓”、增加爱国情感的良药。他们还强调人类文化的多元平等，以此说明保持民族特性符合世界公理。章太炎则多次用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来概括中外文化，说明二者各有所长。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更为自觉地认同民族文化，重视文化的民族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

——摘编自张昭军《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

材料一   启蒙运动作为一次思想文化运动，在18世纪中后期从英、法等国传入德国以后，由于德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出现了新的特点。启蒙运动在德国的政治努力成分相对不足。它既不像英国一样是17世纪中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也不像法国那样以1789年大革命的思想准备而出现，而是针对当时德国政治上四分五裂的状况，在宣扬理性、宽容、进步等启蒙理念的同时，将民族意识的提升和民族的文化认同作为自己努力的主要目标，希图以此促进德意志民族的统一。由于相关努力纯粹是文化领域的，它体现出来的只能是一种文化气息浓厚的民族主义。

——摘编自邢来顺《启蒙运动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文化革新运动。发起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是新式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人的觉醒，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式教育将知识分子们从封建宗法伦理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社会个人。他们秉承着浓厚的民族情感、国家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文化传统，处在近现代世界环境中，主动承担起为时代社会思考出路的使命。从学生运动到政党组织，从思想启蒙到革命斗争，新文化运动中觉醒了的新式知识分子开始走向探索中国现代革命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成为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

——摘编自朱鸿召《论新文化运动中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