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欧洲启蒙史家在同封建教会史学的斗争中，在历史学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伏尔泰遍访欧洲勘探真实可信的史料，在写作《路易十四时代》过程中，他参阅了二百余种历史文献，该书不仅写法国、欧洲，也写到了亚洲、中国等世界其他地方。针对传统的历史循环和倒退论，杜尔果在《世界史论》中指出，人类是服从进步规律的总体；理性是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伏尔泰认为“历史的进步……是人类精神逐步摆脱宗教的桎梏和愚昧的过程”。吉本在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时，查阅、搜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与古罗马帝国相关的资料，包括碑铭、文物及各种拉丁文出版物。该书涵盖了欧洲、伊斯兰、拜占庭三大古文明，还写到了中国与印度。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启蒙史学存在着许多缺陷，因此还不是真正科学的历史学。
——整编自赖元晋《18世纪启蒙史学的地位和贡献》等
材料二 20世纪初期，学者普遍感到以反映朝代循环更替、探讨皇朝盛衰兴亡之故、旨在为帝王“资治”的传统史学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呼吁以新史学话语体系取代传统史学话语体系。
| 代表人物 | 观点 |
| 梁启超 |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夫史家之义务，贵按世界进化之大理原则，证之于过去确实之事，以引导国民之精神者也。” |
| 陈黻宸 | “民者，史界中一分子也”，“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 |
| 夏曾佑 | “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此期前半段，学问、文章、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段则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未有之新局。 |
| 章太炎 | “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 |
——据赵梅春《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归纳18世纪欧洲启蒙史家在史学研究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并分析取得这些突破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与旧史学相比，新史学话语体系“新”在何处，分析新史学兴起的积极作用。
(3)综上，谈谈对史学研究有何启示。
材料一 （中国）皇帝自古以来便是首席大祭司，由他来祭天，祭祀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他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贤能的智者），最有权威的预言者，皇帝的御旨几乎从来都是关于道德的指示和圣训。
伏尔泰认为，中国的法律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因而深入人心，成为民众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从而减低了法律的严酷冷峻，增加了人情味。……除了惩治罪恶，中国法律还褒扬善行：“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
材料二 （孟德斯鸠）后来改变了看法，毫不犹豫地把中国归入专制主义的行列。……中国的皇帝实际上集政权和教权于一身，可以凭借其双重权力为所欲为。……因此结论只能是：“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材料三 绝大多数欧洲学者只能通过出版物分享传教士提供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仅有少数有缘结识在华或曾经赴华的传教士，向他们索取更多有关中国的信息，与他们共同探讨有关中国的种种问题。这类直接交往除了少量面对面的交谈，主要形式是信件往来。
——以上材料均出自许明龙著《欧洲18世纪“中国热”》
注：18世纪欧洲“中国热”由兴起到衰落的百余年间，大体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期（1661－1799年）。
（1）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判断出伏尔泰、孟德斯鸠眼中的中国社会的政体分别是什么？
（2）根据材料三，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欧洲思想家对中国形象做出判断的主要信息来源有几种？哪一种更可信？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