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为对其所向往的人性的追求，摒弃了宗教教条，将价值取向由“神”转向“人”，但它缺乏“科学”的基础，仍然无法摆脱“神”的羁绊。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对科学知识的张扬，对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鼓吹，在日后转化为一场旨在充分肯定人的根本价值、强调人的尊严的思想运动。

——马龙闪《近现代科技与思想文化》

材料二   启蒙运动提出和宣扬的自由和平等思想对西方社会的影响虽然在一开始是以温和渐进的方式集中在思想领域，但应该看到这些思想对社会影响的程度是巨大且深刻的，特别是其中关于政治体制的论述，使人们开始对政治和政治权力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要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自由和平等成为随后西方人民斗争的动力和目标。

——摘编自徐新主编《西方文化史》

材料一   路德认为，只要坚持基督，其他的诸如苦行禁欲等行为就不再成为表明信仰的标记，神职人员是否结婚这等行为完全由人自由取舍，任何人不得禁止，否则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同时基督徒有权对圣经做出自己的理解，无需神职人员的中介。这些思想摆脱了天主教会的圣礼得救论与善功赎罪论，使人的信仰摆脱了外在形式，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路德还十分重视提高普通信徒在教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普通信徒在上帝面前是根本平等的，普通信徒均可成为祭司。

——答小群、孙琥瑭《从路德的宗教改革谈宗教与社会相适应问题》

材料二   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欧洲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和尖锐起来，新兴的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为了给已经或即将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思想和典论基础。18世纪末在欧洲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思想革命运动，这就是启蒙运动。

——摘编自裔昭印主编《世界文化史》

材料一   （中国）皇帝自古以来便是首席大祭司，由他来祭天，祭祀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他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贤能的智者），最有权威的预言者，皇帝的御旨几乎从来都是关于道德的指示和圣训。

伏尔泰认为，中国的法律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因而深入人心，成为民众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从而减低了法律的严酷冷峻，增加了人情味。……除了惩治罪恶，中国法律还褒扬善行：“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

材料二   （孟德斯鸠）后来改变了看法，毫不犹豫地把中国归入专制主义的行列。……中国的皇帝实际上集政权和教权于一身，可以凭借其双重权力为所欲为。……因此结论只能是：“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材料三   绝大多数欧洲学者只能通过出版物分享传教士提供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仅有少数有缘结识在华或曾经赴华的传教士，向他们索取更多有关中国的信息，与他们共同探讨有关中国的种种问题。这类直接交往除了少量面对面的交谈，主要形式是信件往来。

——以上材料均出自许明龙著《欧洲18世纪“中国热”》

注：18世纪欧洲“中国热”由兴起到衰落的百余年间，大体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期（1661－17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