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60年代开始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地方自治机构从事公众服务和一些慈善事业，各地扫盲委员会举办识字班、开办图书馆等活动来普及教育，提高了地方自治局在民众中的信誉。改革赋予民众参与地方自治的权利，激活了俄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人们要求政治自由，要求真正实现自身的利益。亚历山大二世在不威胁专制统治和沙皇权力的情况下，用地方自治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地方自治机构既把沙皇政府的合法性作为其发展的唯一动力，但又试图从羽翼丰满的沙皇专制体制下解放出来，真正独立行事。结果俄国中央和地方自治机构之间出现下一种既对立又合作的局面。

——摘编自齐小艳《19~20世纪初俄国地方自治改革的作用及地位》

材料   明治初期，新政府愈发感到要发挥媒体的工具性功能，于1871年重新审定颁布了《新闻纸条例》，突出新闻奖励政策，鼓励报纸多登载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内容，并介绍一些西洋器具，引人喜新向上。条例的颁布也极大地鼓舞了政治开明官员参与报纸事业的热情，他们或参与策划，或给予劝奖，或直接创办。1872年，政府将出资购买报纸作为各府县的义务，在各地的学校、村公所等地让专人为民众阅读用公费买来的报纸;在东京、大阪等地开设报纸阅览所，免费给民众发放报纸，供其阅读。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报纸媒体介入了政党交锋，成为典型的“政争的有力武器”。

——摘编自安平《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

材料   1859年8月，在内务部审核完各省贵族委员会制定的本省农民条例草案之后，内务大臣兰斯科伊向沙皇递交了一份总结性奏折，将贵族对农民问题的总体意见分为三类。第一类贵族在绝大多数省份都属于多数派，他们很少支持解放农民，最关注的是自己作为地主的物质利益，认为改革只会给他们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失，导致贵族贫困和破产。他们虽然宣称放弃农奴制，但是仍然以各种形式隐性维持自己的权利。第二类贵族的出发点不是个人物质利益，而是整个贵族的等级利益。他们大多是富裕而著名的地主，希望通过改革建立英国式的大土地贵族，保留贵族等级的领地权和社会影响力，真正的目的在于不带土地解放农民。第三类贵族主张完全废除农奴制，废除地主对农民的权利，认为农民应该通过赎买将全部或部分份地变成自己的完全财产，保障农民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的独立性。

               —— 张广翔、李振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的保守派贵族初论》

材料   解放农民并分给农民土地的条件是缴纳高额赎金。绝大多数农民没有能力一次性付清赎金来购买份地，加之改革过程中保守派地主的极力抵制，俄国农奴改革允许农民“带土地解放”仅仅体现在法律层面，现实中农民没能真正获得土地所有权，实际使用的土地在数量和地力上反而不如改革前。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俄国专制制度的代表人和受益者不会自掘坟墓，土地的传统经营方式亦不会瞬间消失。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俄国农民改革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自上而下的改革会受制于传统积淀而无法彻底落实，1861年改革中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即为证明。

——摘编自唐艳凤《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土地使用状况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