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1877年，日本政要井上馨到访英国，与清朝驻英公使郭嵩焘、副使刘锡鸿会谈。郭、刘二人的日记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
材料一：（井上馨谈及英国近代税收制度为代表的西方制度后）刘云生（刘锡鸿）云：“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我认为）此论至允。
——郭嵩焘《使西纪程》
材料二：廿七日，井上馨来……曰：“（清朝）胡不效西法改弦而更张之？”余曰：“祖宗之法皆有深意，……为大臣者，第能讲求旧制之意，实力奉行，悉去其旧日之所无，尽还其旧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复治。若改弦而更张，则惊扰之甚，祸乱斯生，我中朝敢不以贵国（日本）为戒乎？”井（上馨）唯唯。
——刘锡鸿《英轺私记》
1．比较两人日记的记载，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哪里？2．刘锡鸿主张清朝要“以贵国（日本）为戒”，具体是指日本的 （单选）
| A．大化改新 | B．明治维新 | C．黑船叩关 | D．二二六事变 |
有学者认为：郭嵩焘的记载大概率属实，而刘锡鸿恰恰在日记中隐瞒了真实的想法。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该学者找到了三则史料。
证据一：总理衙门（注：晚清外交部门）对外交官规定：“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向政府）咨送日记等件”，“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自当用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
证据二：一年多以前，总理衙门曾召集沿江沿海省份督抚商议海防，绝大多数参与者均认定日本的改革是在自取灭亡。朝野对日本改革的批判成为一时的风尚。
证据三：李鸿章评刘锡鸿：“云生横戾巧诈，日记虽可动听，物望（注：大众对其人品的评价）殊不见佳。”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评刘锡鸿：“刘云生天分高，以能贬刺洋人、邀取声誉为智，此洋务所以终不可为也。”
3．该学者提供的三则证据是从哪三个视角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三则证据能否有助于证明其观点？为什么？4．综合上述材料，你认为刘锡鸿的日记是否能如清政府所期“有益于国”？
5．你如何看待刘锡鸿日记的史料价值？
| A．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具有多元性 | B．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
| C．资产阶级改革的保守和不彻底 | D．普鲁士未主导帝国的统一 |
材料一 《史记》记载，秦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秦武公把邽、冀直接纳入国家行政体制之内，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去主持政务。至商鞅变法时，秦国普行县制于秦国全境，共设了31个县。秦并天下后，作为统一的封建国家，其领土空前广阔，将郡县制推行至全国。秦朝以法治国，大量任用并重用法家人士，作为法家重要人物的李斯希望强化君主专制，强调严刑峻法，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李斯个人及其代表的政治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秦朝实行郡县制。秦朝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地方政治行政体系的基础，构建了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基本框架。
——摘编自《中国郡县制的产生与演变过程》等
材料二 1869年7月，日本政府发布“版籍奉还”令，版籍奉还，就是要诸侯向政府交出对土地和人民的封建领主所有权。版籍虽然归还了，但藩主仍是藩的行政长官，而且藩主仍旧控制着征税和军令的权利。1871年8月，岩仓具视等人调集一万御亲兵于东京，进行武力威慑，召集56藩的原藩主到东京，当面宣布了废藩置县诏书，并表示他们必须强制在东京居住，领取国家俸禄。在明治维新运动中，明治政府先后废除620多个藩地，共设三府七十二县，县知事由日本中央政府任命。虽废藩置县，但长州藩、萨摩藩、肥前藩、土佐藩，这四大藩帮的藩主依旧有着极高的政治话语权。
——摘编自《日本明治维新中的废藩置县》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废藩置县的特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日两国历史上设置县制共同的积极意义。
材料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认为，能使用汉字的人才是有学识的。伴随着和学的兴起，大多日本人认为汉字是阻碍国家繁荣富强的绊脚石。于是，日本出现了文字改革的高潮。在改革过程中，日语音节少、结构单一，同音词、异义词非常多，而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都是全新的知识，用现有的词语不足以表达。因而，他们便利用汉字强大的表意功能和造词能力，创造了大量新的汉语词汇，如：政治、经济、物价、文化、天体等涉及到各个领域的词汇。除此之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汉字已根植于日本的语言系统和社会文化生活中，它与“假名”共同承担着记载日本文明的任务。近代以来，汉字不仅依然作为日本最重要的文字被广泛使用，还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摘编自陈月娥《日本近代文字改革论中的中国与西方》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文字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字在日本发展中的地位，并谈谈你从中得到的启示。
中历，又称“阴历”、“农历”，是中华文明的一大象征。过去的东亚汉文化圈以农耕文明为主，传统的中历既表现月亮的阴晴圆缺，又反映太阳的四时变化，是非常适合东亚社会的，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一用就是两三千年。
中历过去在东亚的通用，还具有国际秩序的象征意义。“正朔，所以统天下之治也。”（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十《同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也曾以颁赐历法来宣示对天下的控制。在朝贡－册封体制之下，通用或部分通用中国历法，每年由中原朝廷颁赐历书供各国和各地区使用，或授权有些国家或地区据此编出各自的代用历书，此即所谓的“颁正朔”或“奉正朔”，是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象征。
朱元璋登基伊始，也遣使于周边各国，要求朝贡，给予册封，并颁赐《大统历》，以重整东亚世界的时空秩序。《明实录》中，差不多每年都记载了颁赐《大统历》于各国之事。
朝鲜半岛上自古即用中国历法。新罗自674年起采用唐新历，宪德王时采用唐《宣明历》，一直用到高丽忠宣王时。朝鲜王朝历奉明、清正朔，先后用明《大统历》、清《时宪历》。
日本从7世纪至17世纪末的千余年间，先后采用了中国的《元嘉历》《仪凤历》《大衍历》《五纪历》《宣明历》。尤其是《宣明历》，一用就是八百余年。
越南历史上虽然常用自己所造的历法，如陈朝的《协纪历》、胡朝的《顺天历》、黎朝的《万全历》、阮朝的《协纪历》等，其实它们都源自中国历法，只不过换了个名称而已。有时连自己可以编撰的历本，也要每年等待中国的颁赐。这样就省了自己编撰、印制的麻烦，同时也表示一种外交上的臣服姿态。
使用统一的中历历法，曾经是东亚汉文化圈的传统标志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东亚人民依中历来生活、生产，大至国家大事，小至个人生日，无不以中历来记载。可以说，中历作为一种时间坐标系统，其影响已渗透到东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进入近代以后，东亚各国纷纷“脱亚入欧”（实是“脱中入西”），其标志之一，便是弃中历而改用西历。西历就是西洋历法，又称“阳历”、“公历”。西历是太阳历，只反映太阳变化，不反映月亮变化。从1873年日本率先改用西历，1896年朝鲜半岛开始使用西历，到1912年中国本土最终改用西历，短短四十年间，东亚各国完成了从中历到西历的转变，但在民间和民俗的层面上，中历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摘选自《新民晚报》2010．4．11B7版《中国岁时文化在东亚》
（1）根据材料，古代东亚各国为何大都采用中历？
（2）结合材料和所学，分析说明近代日本和朝鲜改用西历的原因。
（3）基于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你如何看待中国岁时文化在东亚的变化？
| A．日本重农抑商 |
| B．资本主义萌芽 |
| C．日本商业发展 |
| D．封建统治动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