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亚非拉地区发生的、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诞生与帝国消解的历史进程，并不是对17世纪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简单重复。其历史意义更体现在一种面向未来的、对世界新的平等秩序的政治创造。

——摘编自殷之光《国际主义：从第三世界独立历史出发的世界秩序叙事》

材料一1822—1823年，欧洲“神圣同盟”企图干涉拉丁美洲革命。1823年12月，美国总统门罗发表国情咨文，宣称：“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让我们坐视欧洲列强对它们（美洲地区）进行任何方式的干涉而不加过问是不可能的”。同时指出美国对欧洲的政策是“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不对任何国家所加于我的损害妥协”。这就是著名的“门罗宣言”。

——摘编自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等

材料二1969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谈及美国对亚洲“友邦”的政策时说：“在国内安全问题上，在军事防务问题上，除非受到一个大国的带有核武器的威胁以外，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处理。”这被称为“尼克松主义”。1970年2月，尼克松进一步指出：“美国仍将参与盟国与友邦的防卫和发展。但是美国不能也不会为世界上所有自由国家设想和拟订全部计划、执行全部决策、承担全部防务责任。”为此他提出将“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作为新的“和平战略”的三大支柱。1971年7月，尼克松在讲话中认为世界存在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和日本五大力量中心，美国不再处干完全占支配的地位，必须对外交政策作出调整。这些都扩充了“尼克松主义”的内涵。

——摘编自彭树智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