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加坡于1991年开始连续出台实施国家科技发展5年规划以来，目前已进入第7轮。2001年，新加坡政府投资85亿美元，打造世界级科技商务研发中心——“经壹科技城”(One North)项目，重点研究领域是生物医疗、咨询传媒和信息通信。“One     North”已发展成为一个汇聚科研精英和创新人才的科技平台，有近5万名员工，400余家领先企业和环球机构、超过700家起步公司、16个公共研究机构，以及5所企业大学或学院。根据《2022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新加坡吸引和赋能人才的能力排名亚洲第一位、全球第二位。新加坡400余家跨国公司拥有10万余名外籍高端人才，3万余名信息与通讯专业技术人才中约有30%来自国外，高等院校中近40%的教师为外国人。为鼓励科技成果商业化应用，新加坡国立研究基金会于2008年启动“概念验证资助计划”,在该计划支持下，涌现出内窥镜机器人、纳米颗粒的疾病诊断技术等众多突破性成果。新加坡总理亲自领导的研究、创新与企业理事会，宏观制定产业科技创新领域发展方向……新加坡科技研究局邀请知名企业家、投资人和研究人员做演讲，激发大众创新创业热情。政府还设立了1亿新元国家青年基金，以支持有创新精神的青年。2018年以来，新加坡被敲定并签署了2项超大自由贸易协定，分别是《欧盟—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摘编自王建美《新加坡科技创新实践与经验启示》

材料二   2021年9月，国家发改委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印发《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十四五”规划》(简称《规划》)。《规划》中指出，到2025年，上海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明显增强，努力成为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的重要策源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为2030年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奠定坚实基础，为提升上海“五个中心”能级和城市核心竞争力提供重要支撑。

——摘编自王道军《逐条解读上海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22条意见》

材料一   济贫法制度的根本缺点是，它以救贫为主，而不是以预防贫困为主。济贫法制度下的任何救济都是在贫困成为一种事实以后方才提供，而不是在可能出现贫困之前提供，以便防止贫困。因此，济贫法制度从根本上说不可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尤其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社会问题愈发复杂，贫困的原因更加多样化、社会化，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以救济为主的济贫法制度显然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需要。1870-1914年，英国的社会问题类型复杂、程度严重，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贫困问题只是其中的一种社会问题，失业问题、健康问题、老龄化问题的严重程度绝不亚于贫困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各种社会问题本身的影响愈发明显。济贫法制度陷入困境之中。

——摘编自杨山鸽《后福利国家背景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材料二   社会福利国家模式变迁的历史比较

材料一   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出现空前的经济危机，使得传统的经济理论对此束手无策。这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顺时应势出版。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他认为，萧条的根本原因不是供过于求，而是需求不足。因此，凯恩斯最后得出结论：市场中不存在一个能把私人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危机和失业不可能消除，只有依靠看得见的手，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摆脱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为此，凯恩斯主张政府通过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有效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为刺激社会投资需求的增加，他主张政府采取扩大公共工程等方面的开支，增加货币供应量，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

——摘编自杰里·本特利著《新全球史》

材料二   1979—1982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也被称为战后第五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由于7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经济滞胀并受到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击等非周期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的。危机时期，各国物价持续上涨，财政状况恶化，利率居高不下。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多数国家的消费物价涨幅每年均达两位数。而利率变动则与战后前几次危机期间趋势相反，危机中不断上升，达到创纪录的高度，如英国的优惠利率曾提高到21.5%；资本主义国家为缓解经济危机，减少福利就成为“改革”的内容之一。80年代，美、英、法等国不同程度地减少政府公共开支，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在提高社会效率和维护社会公平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摘编自高岱《英国通史纲要》

材料一   在1945年大选中，提出福利国家主张的工党大胜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的丘吉尔和保守党，随后工党政府迅速推出以大规模国家干预为重要手段，以充分就业、福利国家、混合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政策。此后，保守党也承认国家干预和市场经济共存，支持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即“托利社会主义”。由此，两党政策大体一致，形成“共识政治”。英国经济政策也“重返”国家干预，英国也出现战后20年经济的“黄金时代”。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以撒切尔为首的保守党政府提出必须打破“中央集权管理、官僚体制和干涉主义结合的政府风格”以及“包罗万象的政府措施”的口号，积极推动国企、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私有化，并鼓励小股东多而资本少的“大众资本主义”。在强化资本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废除了大批经济管制，开放市场竞争，取消价格、物价和最低工资的管制，鼓励金融自由化，给银行证券业大幅“松绑”，对企业和富人减税，以刺激投资的积极性。此外，撒切尔政府还改革行政，裁减大批政府雇员，削减包括福利、教育和科技等在内的公共开支。

这些在较大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不少中下层人民也因此生活压力增大和缺乏安全感，引发社会一定的不满。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吴必康《变革与稳定·英国经济政策的四次重大变革》

20世纪上半叶是人类历史上权力斗争异常惨烈的一段时期，战争的浩劫加深了人们对和平的向往，人们希望通过国际组织的建立来的约束战争的爆发，随着冷战爆发，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加剧，许多维护世界和平和有关军备控制与管理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裁军中心，世界和平理事会等纷纷成立，联合国在解决地区冲突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必须社区域性国际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切实可行。欧盟、东盟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使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地位得到了不断提高。二战结束后，为恢复战后世界经济，迫切需要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由此促成了许多经济合作性质的国际组织的建立。随着国家间经济与社会交往活动的增多，以及现代通讯技术的变革，许多以前没有的领域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如国际民用航空领域，国际电信领域等，这些领域内所建立的相关国际组织也就应运而生，而人类面临的诸如环境问题，世界性疾病等一系列复杂的世界性问题，也对国际组织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世界诞生了多个重要的国际组织，下图为部分国际组织的标志

——摘编自房斌《浅析二战后国际组织迅速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曼彻斯特学派是英国经济政策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团体，主要由工商业者组成。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英国大机器生产已基本取代了工场手工业，工业生产急剧增长。但贵族地主却反对完全的贸易自由，矛盾聚集在谷物法的存废问题上。在1832年议会改革后，拥有了选举权的工商业者以废除谷物法、争取自由贸易为口号，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曼彻斯特成为这场运动的中心，并为反谷物法者赢得了“曼彻斯特学派”的称号。在这一学派的宣传与努力之下，英国谷物法于1846年废除，并宣告了经济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

——摘编自郭继兰《曼彻斯特学派与英国经济自由主义》

材料二   20世纪之前的自由竞争有利于精英阶层的利益，但不利于作为草根阶层的工人阶级，有效率但不够公平。20世纪40年代以来，因为经济危机与世界大战的影响，英国政府信奉凯恩斯主义，实施国家干预政策。主要措施包括：加大政府在公共事业领域的开支；制定经济计划；利用货币、税收等经济杠杆实施宏观调控；努力建立“福利国家”。英国经济的发展显示出干预与自由竞争相结合的特征，形成一种混合市场经济。英国的经济得以恢复与发展。但是，进入70年代，面对着“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失灵。进入80年代，英国减少政府开支，在提高社会效率和维护社会公平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摘编自高新伟《英国的混合经济改革》

材料一   当西方近代科学革命发生之日,也正是中西科学开始接触之时。清王朝覆灭之后，“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之声才越来越引人注目。20世纪最初的20余年是中国现代科学教育体制的奠基时期,不仅仅是培养了新人才,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的科学理念。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冲击,科学才开始确立了它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地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教育、科技和文化等领域逐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大批留学生相继归国，国内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并存、竞争和补充，国立科研机构、综合性科研团体和专业技术学会的纷纷建立,加之国民政府推出一系列发展科学技术的政策等等,为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建立了初步的基础。

——据路甬祥《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回顾与展望》整理

材料二   20世纪是科学革命的世纪,也是技术革命的世纪。科学上革命性的重大突破有:物理学上量子理论和相对论的创立与发展;生物学中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建立;地球科学中大陆飘移学说和地球板块构造理论;信息理论的发展;等等。技术革命的重大成果有:新能源技术发展迅速;能源结构向石油、天然气和原子能方向发展;材料科技的发展尤其是金属材料的进展、高分子合成材料的发展和硅材料的开发与应用;信息技术的发展;汽车与高速公路的普及;航空与航天技术的进展;生物技术与医学的进展;等等。

——摘编自白春礼《20世纪世界科技发展与新世纪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