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冷战时期西方学界的冷战研究形成三个学派。“传统派”认为，冷战作为一种“非战非和”的大国关系，是苏联“非理性”挑战与美国“理性”应对的结果。“修正派”认为，美苏战时同盟的瓦解及对抗的升级，应由美国承担主要责任。“后修正派”代表人物加迪斯认为，苏联的政策行为使得美国公众和国会在政策制定者决策之前就选择了支持对苏遏制。在《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中，他研究了为何美苏经历40多年冷战却未陷入正面战争，称之为“长和平”。

文安立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冷战史新研究”的领军学者，《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与我们时代的形成》一书，将冷战研究拓展到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认为“冷战是殖民主义以略微不同方式的继续”，“冷战既是美国史一部分，也是全球史一部分”。他的研究重视使用多国多语档案，《剑桥冷战史》由文安立等20国71位冷战学者共同完成，从高端政治话题到日常生活，从领导人的决策到市井小民的普通经历，都成了冷战研究的话题。

——摘编自夏亚峰《英文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二十年：回顾、批判与展望》

材料一 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美国自诞生之日国家安全的问题就相伴而生。从建国到19世纪末，美国政府专注于国内的发展和在美洲的扩张，国家安全主要是本土和西半球的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国际行为模式，使其国家安全有了新的含义。对外，不可避免地深深卷入世界事务。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内外因素联系非常紧密，以至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安全问题与外交问题为一回事。1989年后，美国开始调整其安全战略，其重点转向建立美国独霸全球的单极世界。

——摘编自孟庆龙《美国国家安全思想和战略的演变》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了“现在的世界，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由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认为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主要是增强军事实和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在传统国家安全观时期，中国建立了一套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为主体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非法谍报活动和“和平演变”活动等外部非军事安全问题，成为主要外部安全问题。1993年，中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全法》从法律上对国家安全机关的反间工作做出规定。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官方越来越多地提及生态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等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转型国家安全观时期，中国开始组建专门机构，履行国家安全领域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协调职者。

——摘编自钟开斌《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战略选择》

材料三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中央领导集体面临错综复余的新的安全局势创造的最新理论成果，“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是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成果。

——摘编自张志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