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每一个胜利者都以自己本国的历史经验发言。丘吉尔希望在欧洲重建传统均衡体制；斯大林的主张反映出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的俄罗斯外交政策之结合；罗斯福不愿以地缘政治看待世局，他在战时忍辱负重乃是为美国日后重建全球均势的大策略打基础。二战结束后，美国选择了西方团结优先于东西谈判的策略，它的确别无选择，因为它不能冒着风险接受斯大林暗示和解之议，然后再发现他只是利用谈判来破坏美国努力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因此，遏制成了西方政策的指导原则，持续了40年之久。

——摘编自【美】亨利·基辛格著《大外交》

材料一   宋代之前“中国”一词常具备三重含义：一是在地理空间意义上，“中国”即“以诸夏领域为范围者，其次是指国境之内者，再次指京师者”；二是在政治或地域空间意义的基础上，“中国”一词又派生出文化层次上的新观念，指代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三是指代超越各具体朝代的贯通性国名。迨至两宋时期，由于辽、金、西夏等政权对于宋王朝统治的侵扰，宋人话语中“中国”一词所对应的含义发生了较大变化，如边界意识的萌生、民族认同的强化等等，甚至有学者认为彼时的中国观念已经具备了某些现代国家意识。

——摘编自郑双《对宋人中国观的再考察》

材料二   用“欧罗巴”一词，大约在中世纪偏后时期。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维也纳“和平会议”重塑了欧洲的政治地理。1830—1848年的欧洲革命是推动欧洲联邦思想的重要契机。这几年，西欧的各种社会思潮是非常活跃的。1891年在罗马举行国际和平大会，敦促欧洲的所有和平团体，致力于建立一个“欧罗巴合众国”。到20世纪，“欧洲观念”随着欧洲联盟的诞生和扩大，已经超越了圣皮埃尔和康德的理论阶段，也超越了十九世纪的舆论和运动的阶段，而成为欧洲联合的一种精神支柱。

——摘编自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