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16年英国率先实行金本位制，其他国家纷纷响应，形成了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金本位制度，伦敦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后来战争使英国从美国的债权国变成债务国，伦敦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英镑的稳定地位也发生动摇。1931年9月20日，英国宣布废除英镑金本位。资本主义各国高筑贸易壁垒，实行纸币流通制度，出现英镑区、法郎区、美元区等货币集团，加大了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分割局面。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的主导者。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

材料二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逐渐成为中国战时大后方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原先汇集于上海及其他东中部城市的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商业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纷纷迁往重庆。极盛时期，重庆的金融机构达到160多家。其中，四大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还在重庆设立了联合征信所，为四川和大后方其他各地工商业提供经济信息和咨询服务。1937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四行内地联合贴放办法》，批准重庆成立贴放委员会。1939年，国民政府公布了《修正经济部小工业贷款暂行办法》，向纺织、制革、造纸等小工业提供贷款。然而，抗战胜利之后，随着国民政府和外来工业的回迁，重庆就失去了大后方经济中心的地位。

——摘编自刘志英、张朝晖《现代化视野下的重庆金融1840-1949》

材料三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开放的浦东不仅打好“世界牌”，更注重打好“长江牌”   “中华牌”，承担起联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带动长江流域共同发展的重大使命。浦东大力引进国际领先的企业、机构、项目和技术，以跨国公司投资为主体，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截至2019年，浦东外资企业累计注册23871 户，占全国4%，累计获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327家。浦东开发开放以来，经原浦东和南汇网区合并，行政区划面积从初期的532.75 平方公里扩大到1210.41 平方公里，经济规模和发展质量也不断跨上新台阶。作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导区，浦东大力推进重点发展片区产业转型，基本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摘编自钱智、金嘉晨《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周年评估与建议》

材料一   拉美一体化思想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时期，拉美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提出“组成一个联邦”的思想。他主张“把整个新世界组成一个国家，用统一的渠道使各个部分同整体相连”，他认为拉美各国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事业、原则和利益”，这是拉美实行一体化的依据。在其努力下，1826年6月22日至7月25日，美洲联盟第一次大会在巴拿马举行。他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以团结、联合、统一和整体论为主要内容的一体化思想的伟人，是拉美一体化理论的奠基者和积极推动者。

——摘编自洪国起《玻利瓦尔主义与拉美一体化》

材料二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拉美一体化的发展虽历经波折，但经过40多年的发展，几乎所有拉美次地区都达成了一体化协议，几乎每个国家都以某种形式加入了一个或多个区域性组织。60年代成立的中美洲共同市场、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和安第斯共同体等一体化组织，70年代成立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拉美经济体系，80年代成立了中美洲共同市场和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90年代成立了南方共同市场，而2004年成立的南美国家共同体使拉美一体化进入一个新阶段。

——摘编自张建《地区主义与拉美一体化——以南方共同市场为例》

材料一   海洋经济对大国发展有着内在的持久推动作用。英国就是一个正面典型。英国通过海洋向外扩张，不断谋求海外殖民地的经济资源，源源不断地为其自身发展注入财富，最终铸成“日不落帝国”。其实，在海洋发展初期，英国与西班牙、荷兰等海洋强国相比处于不利地位，为此制定一系列航海条例，并为贯彻法案不惜与荷兰开战。而当自身海洋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英国又将航海自由原则运用到极致，力图为英国海上霸主提供制度保证。

——摘编自冯梁《西方海洋强国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材料二   1979年，美国“航行自由计划”（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简称FON）出台，旨在通过对全球范围内被美国认为存在“过度海洋主张”的海域开展航行自由行动来保护美国的“航行自由权利”。2009年之前，美国赴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的频次相对较低，且没有针对性地指向某一特定国家。2009年，美“FON”计划作出针对性调整，南海开始成为航行自由行动实施的重点。 “FON”计划的调整是为了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利用南海争端和航行自由问题打压中国的海洋主张，阻碍中国的发展进程。为此，美国逐渐增强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并不断以“航行自由”名义派遣舰机赴南海执行侦察、巡航任务。

——摘编自刘松岳《中美南海航行自由争端研究——基于海权观的视角”

材料三   中国在海洋领域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全球倡议是为了塑造良好、稳定的国际环境，而非谋求地区霸权、逼迫周边各国“选边站”。中国建设的是海洋经济发达、管控有力、合作广泛，拥有强大涉海综合实力的海洋强国，并将坚持奉行和平发展道路，摒弃“国强必霸”的传统思维，坚定维护合法海洋权益，不争夺海洋霸权，不断推动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进展。

——摘编自王宇轩《新时代中国特色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材料一   1926年，桑地诺带领游击队，以玻利瓦尔为“精神之父”，以“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国土”为目标，高举象征“自由或死亡”的红黑双色战旗，与美国扶植的反动独裁政权展开武装斗争。桑地诺的部队与美军及政府军战斗近两百次，迫使美军于1933年撤出尼加拉瓜。次年，桑地诺遭当局刺杀。桑地诺被誉为“人民的良心”和“美洲自由的标志”。

——摘自晏绍祥、张顺洪主编的《中外历史纲要（下）》

材料二   西方国家50余年对非援助强调“福利服务”而非“经济发展”的援助，无法从根本上弥补非洲国家面临的发展起点滞后及国际秩序不公正问题；一些脱离非洲发展实际的附加条件进一步恶化了非洲国家原本存在的发展危机。……五十多年来，中国对非援助紧密结合非洲国家的历史发展任务，尊重非洲国家的发展需要和意愿。2000年以来，中国对非援助逐步纳入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始终坚持对非援助平等、尊重与合作的理念.强调中非合作中的互助与共同发展，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绝不把外援作为干涉他国内政的手段，向世界展示着一个崛起的东方大国应有的政治风度和全球责任。

——摘编自罗建波《西方对非援助效果及中非经济合作》

材料三   新殖民主义是在战后旧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后，帝国主义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对已经获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一种新的剥削与掠夺形式。它像面承认原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独立权利，实际上采取种种欺骗手段，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对已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实行控制和渗透，为它们争夺世界霸权和势力范围服务。老殖民主义是赤裸裸的。新殖民主义是有裂磷药。

——摘编自孙迎辉《新殖民主义问题线析》

材料一 查士丁尼积极发展工商业，为突破波斯商人的贸易垄断，开辟了通往东方的商路，这一时期拜占庭的丝织业获得发展并带动相关产业，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源。首都君士坦丁堡更是作为沟通欧亚大陆贸易的“金桥”，成为当时少有的繁华都市。查士丁尼认为教士负责圣事，帝王主持凡俗事务，皇权和教权应相互配合，这一基本原则成为以后拜占庭帝国政教关系的基调。拜占庭文明的发展与“蛮族”入侵是分不开的，蜂拥而至的斯拉夫人融入拜占庭帝国，成为其居民。斯拉夫人所带来的原始农村公社制度与拜占庭土地生产关系相结合，形成了拜占庭的封建关系。

——摘编自王斯德《大学世界史》

材料二 伊斯兰文化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突厥等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文化因素：阿拉伯人固有的文化与伊斯兰教、西方的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东方的波斯文化与印度文化。它立足自身文化传统，在吸收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独特的阿拉伯文化，是西方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重要纽带。从规模巨大的城市和大学、艺术、科学、文学等方面的辉煌成就，伊斯兰文明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深刻的影响。阿拉伯帝国广泛的社会交往削弱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对立和差异，促进了各地区、民族的融通与交流，为世界由分散和孤立状态走向统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摘编自杨共乐《世界古代史（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