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各个古代文明独立发展，因此在文化上也表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点，大体说来，印度人重视宗教，中国人重视伦理教化，希腊人追求理性，罗马人注重实用，埃及人讲求来世。当然，这些特点不是绝对的，有些是各文明所具有的，有些则相互渗透。如佛教曾传入中国、东南亚、日本和朝鲜，希腊人曾统治埃及和西亚，罗马人曾领有东地中海和高卢等地区，并给这些地区的历史发展以巨大影响。不过，所有这些对当地原有的文明来说，很难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当地原有的文化。

——摘编自晏绍祥《世界上古史》

材料二   大约在1500—1800年间，世界各地区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其中包括生物意义上的交流。跟随着欧洲探险者漂洋过海，美洲的玉米、花生、烟草等在非洲、亚洲和欧洲生根发芽；与此同时，大量非洲的奴隶被运往美洲。

1990年后，推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力量促进了全球化。新的通信媒体已经将世界联系在一起，并推动全球文化的融合。在全球化中，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了环境的恶化、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这些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共同解决。

——摘编自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

材料一   1750年英国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1851年增加到5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时，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1851年，英国已有580 多座城镇，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7个，移民人数约1790 万人。这一时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型纺织和钢铁工业，海外贸易和服务业的急速扩张，铁路的延伸等，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和休闲城镇层出不穷。英国的近代城市化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又是处在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   20世纪中后期，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这里的“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而是指大城市中心人口过度聚集，开始逐步向城市周边迁移，同时城市中心的部分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向周围蔓延扩散。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发展，城市周围农村地区发展迅速，而城市中心出现了衰退趋势。

——摘编自曹立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研究》

材料三   1978～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的过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同时，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摘编自《百年党史》

材料一   希腊化时代是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也可能是欧洲古代史上最令人兴奋的时期。公元前3世纪，我们只要掌握一种语言就可以从罗马一直漫游到印度；极具开拓性的希腊阿尔戈英雄们则探险到了印度洋和非洲大西洋沿岸…….基督教的文化内涵是犹太教人文主义和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这个运动在公元1世纪末已经演变成独具特色的新宗教，确定希腊语为宗教语言，吸收了希腊哲学某些流派的思想。

——摘编彼得·索恩曼在《希腊化时代》

材料二   沃特·迪士尼公司的一句广告语说：“世界太小了”。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的社会化生产，促成了生产和交换的国际化，造就了遍及全球的国际市场，以便使国际贸易更加便利、商品流通更快、交易成本更低，让消费者从中获益，为世界各地的企业提供一个施展自己才能的广阔空间，从而又会进一步激发更大规模的商品流动、资金流动和人员流动，使那里的经济产生活力。

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军事冲突，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1919年1月，一战战胜国召开了巴黎和会，建立起世界新秩序——凡尔赛体系。这个体系为了维护主要战胜国的利益，对战败国领土及其殖民地进行再分割，尤其是对德国进行了严厉的惩罚。法国陆军元帅福煦在听到和约内容后就作出了神奇的预言：“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休战。”结果不到20年，凡尔赛体系就在大萧条和纳粹党崛起的轮番冲击下摇摇欲坠，最终在德国闪击波兰的战斗中土崩瓦解。

——摘自范主《时间的战争：五百年钟表博弈史》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大部分时间在美苏两极格局下度过。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要是在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度基础上建立的。而后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并最终瓦解，但三大制度支柱依旧留存下来，关贸总协定后来发展为世界贸易组织，与其他两大国际经济制度一起为当今世界经济正常运行提供基本的制度规范与保障。

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而传统发达国家经济地位相对衰落，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安排已难以适应这一结构性转变，改革在所难免。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政府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左凤荣等《世界百年大变局》

材料一   在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历史的进程意味着西方的衰落。伦敦、巴黎和柏林不再左右世界的新闻。它们也不再控制世界上的帝国，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传统的欧洲体系的崩溃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欧洲除了在进入一个衰落的时期外，还在进入一个成功的时期：它的思想、技术和制度正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迅速地传遍全球。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欧洲三大革命——工业、科学和政治革命的传播……在战后的年代里，越来越多的民众积极地、自觉地卷入了西方化的进程。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在欧洲历史的长河中，共同市场的根源可追溯到很久以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使人们对基于完全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产生怀疑时，20世纪20年代后期，问题有了突破性进展，当时，……法国和德国的外交部长考虑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其对人力物力资源的空前破坏再次使人们充分注意到有必要找到某种方法来摆脱国际混乱局面。1950年5月9日，问题有了突破性进展，当时，法国外长舒曼提出以煤钢联营作为发展欧洲一体化的小规模试验厂。……从而减轻法国对工业复兴的西德的担忧。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我们今天再次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并使处理以往世界的制度和知识出现严重过载。近些年来在世界各地所看到的种种混乱，与这个过程密切相关，当这个新的世界图景徐徐打开时，对更好的全球治理的需求，更加急迫了，而它同样与七十多年前一样，有赖于在知识范式上实现新的突破。旧的知识范式已经没有办法从容应对新的世界问题，它并不是完全过时，而是不充分了，急需在关键性的概念上推陈出新。

——程亚文《新知识短缺的历史与今天》

材料一   海洋经济对大国发展有着内在的持久推动作用。英国就是一个正面典型。英国通过海洋向外扩张，不断谋求海外殖民地的经济资源，源源不断地为其自身发展注入财富，最终铸成“日不落帝国”。其实，在海洋发展初期，英国与西班牙、荷兰等海洋强国相比处于不利地位，为此制定一系列航海条例，并为贯彻法案不惜与荷兰开战。而当自身海洋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英国又将航海自由原则运用到极致，力图为英国海上霸主提供制度保证。

——摘编自冯梁《西方海洋强国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材料二   1979年，美国“航行自由计划”（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简称FON）出台，旨在通过对全球范围内被美国认为存在“过度海洋主张”的海域开展航行自由行动来保护美国的“航行自由权利”。2009年之前，美国赴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的频次相对较低，且没有针对性地指向某一特定国家。2009年，美“FON”计划作出针对性调整，南海开始成为航行自由行动实施的重点。 “FON”计划的调整是为了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利用南海争端和航行自由问题打压中国的海洋主张，阻碍中国的发展进程。为此，美国逐渐增强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并不断以“航行自由”名义派遣舰机赴南海执行侦察、巡航任务。

——摘编自刘松岳《中美南海航行自由争端研究——基于海权观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