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73年10月6日，埃及与叙利亚为夺回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去的土地对以色列发动了突然袭击，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伊拉克、利比亚、沙特、阿尔及利亚、约旦等九个国家也相继对以色列宣战或派遣志愿军援助埃及和叙利亚。在这场战争中装甲部队被大量的应用于战争，仅仅在10月14日，埃及与以色列就投入了1800辆坦克进行大会战，这在战争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电子技术和各种战术导弹也被广泛地用于战争，这使得战场情况更为复杂，作战损耗加大。双方飞机的损失约60%、舰艇的损失80%以上，大部分被毁坦克均被各种导弹所击毁。阿拉伯国家一开始占据优势，但是以色列军力强大，又有美国以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援助，很快以色列就扭转了战局。为了抗衡西方国家， 阿拉伯国家组成的石油组织欧佩克做出了惊人举动，将油价上调百分之七十，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此爆发。在联合国的积极斡旋之下，双方最终停战。第四次中东战争震惊了整个以色列，让它认识到不能永远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结怨，必须寻求在外交上有所突破。

---据格哈尔德·康策尔曼《第四次中东战争》等

材料一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美国对苏“冷战”的重要支柱，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北约的未来走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冷战”结束初期，西方国家许多人（包括美国人）都认为北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甚至有人作出“北约即将死亡”的论断。然而，原北约成员国尤其是美国并不甘心北约退出历史舞台。就欧洲安全问题来说，在西方国家看来，北约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其他组织或国家无法替代的。……北约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大支柱……不仅如此，欧洲仍是美国核心利益所在，美国仍需要通过北约来实现其对欧洲局势的控制。此外，将中、东欧纳入西方阵营，不仅会为美国及西欧赢得更广阔的战略空间和战略纵深，还会对俄罗斯构成有力的制约，有利于美国单极世界秩序目标的实现。因此，美国及其他北约成员国作出了保留北约、改造北约、扩大北约的决定。

——摘编自张建华主编《世界现代史：1900-2000》

材料二   上海合作组织于2001年正式成立，是欧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安全与经济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成员国奉行平等互利、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及对外开放的原则，旨在促进成员国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维护和加强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促进经贸合作。2017年6月，上合组织完成首次扩员，吸纳印度与巴基斯坦为正式成员国。新成员国的加入，地理活动空间的扩展，议程的扩大，不仅会深刻影响上合组织的内部运行和发展前景，改变各成员国在上合组织和地区内的利益格局，还将重塑整个中亚与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摘编自李亮《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研究：过程、影响及其应对》

材料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合作为导向，扩大各国利益的共同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参与全球治理则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将维护自身的国家主导权与优越的国际地位置于首要地位。中国强调各国主权平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美国更多地强调本国的主导作用，追求自身在国际制度中的优势地位。中国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参与全球治理进程，随后逐渐扩展到网络和太空等新兴领域。美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领导者，参与面极广。两国进行过有效合作，但中国主张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多边主义。美国则更加偏好单边主义和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注重世界的整体性和全球公益，强调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考虑问题，重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统筹协调。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服从于国家治理需要，更加内向化，倾向本国国内事务。

——摘编自吴志成、李颖《中美全球治理战略比较》

材料二   自一战以来，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先后经历了凡尔赛—华盛颜体系、雅尔塔体系以及后冷战格局三次重大转变。这些全球治理体系都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深受资本逻辑和权力政治的驱使，是一种典型的霸权政治和均势秩序支配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基本上摒弃了殖民掠夺的血腥手段，提倡“平等”“合作”“共治”等理念，赋予每个参与主体公平“发声”的权利，但这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全球化时代发展需要的形式和手段而已，这完全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国家利益为前提的，完全是建立在大国之间势均力敌的基础上的。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体系本质上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排他性的“单边治理”体系或“西方治理”体系，全球治理体系正日益暴露出世界权力结构深刻重塑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严重缺失的主体性矛盾和缺陷。

——摘编自殷文贵《批判与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及其变革转向》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代表耆英在与英交涉时，曾在奏折中提出：“务求上持国体，下顺夷情，通盘筹算，以为永绝祸根之计”的外交建议。而在1843年初，两广总督耆英和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里布，先后上折提出“与其守旧章致我棘手，莫若因势利导，一视同仁”。他们的意见和应对之方，触动了道光帝求和自保的心态，于是宣布“自应于俯顺夷情之中，示以限制”。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国内外矛盾及压力的双重打击下，逐渐与西方靠拢，洋务派的兴起并取得外交实权，最终促成合作政策并肯定了条约体系。深层次则体现了清政府天朝中心观的动摇及近代世界观的产生。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授权李鸿章与列强商谈议和，提出“量我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求和的原则，表明大清帝国从此在事实上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

——摘编自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的转型》

材料二   冷战终结后，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中盛行着如下一种心态：冷战结束了，美国胜利了，现在是美国解决自己国内问题的时候了，主张美国应该保持其行动自由和战略独立性，远离外部冲突和战争的新孤立主义。然而，共存于世界环境中，当一些地区发生战争把美国及其盟国连接起来时，美国的一部分人则主张尽可能地采取国际多边行动，尤其是联合国在协调威慑和打击侵略方面应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另一些派别认为，美国要聚集起足够的力量和意志来保持国内和国际和平，保持美国作为单极世界中无可争议的领导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海外平衡正是一种适应正在出现的多极化世界的战略。还有一些支持者对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感到乐观，认为美国今天是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它“享有战略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具有霸权影响力和权威，因此要研究如何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

——摘编自任晓《冷战后美国重塑外交战略》

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亡人数达到了5000万人，其中包括2000万苏联人、1500万中国人、500万德国人、250万日本人、100万英国人和法国人、30万美国人。最令人震惊的是，在这5000万伤亡人数中，有近五分之一的人是被残忍杀害的。这1000万受害者是因种族、宗教、政治或其他原因而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被灭绝的。

——摘编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

材料二

全球和地区性安全问题持续增多。国际军控和裁军遭遇挫折，军备竞赛趋势显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形势错综复杂，国际防扩散机制受到实用主义和双重标准危害，面临新的挑战。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不断蔓延，网络安全、生物安全、海盗活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伊朗核问题解决出现波折，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仍面临困难。

——摘编《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

材料三

社会信息化带给人们便利的生活，也带来种种弊端。它使保护个人隐私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影响着个人生命、财产安全；它让网络成为良莠不齐的各种意见的汇集地，甚至成为个别别有用心的国家、集团或个人利用的工具。

——摘编自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下）》

材料   自1992年波黑战争爆发以来，北约及欧盟对巴尔干地区进行了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强力干预，战火此起彼伏，冲突连绵不断。1999年7月，50多个国家以及国际机构的代表在萨拉热窝举行3个小时的会议后通过了《东南欧稳定公约》。有1000多万人口的南联盟被拒之于萨拉热窝会议之外，而亲西方的南联盟黑山共和国领导人则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会议。这是西方国家为结束巴尔干地区种族冲突采取的第一个总体行动，用西方舆论的话说就是“巴尔干地区的欧洲化”。

该公约可以用“许诺+承诺”来概括，即西方国家许诺以一个“小型马歇尔计划”帮助巴尔干各国振兴经济，最终实现其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欧洲梦”；巴尔干国家则承诺建立民主、法制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地区合作。加入北约的前提是解决边界和少数民族问题，这正是巴尔干国家多少世纪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欧盟对地理和经济上更为接近的中欧国家已经许诺了10年。而巴尔干国家不要说接近欧盟的经济水平，就是恢复到战前水平还需假以时日。

——据杨志清《巴尔干“欧洲化”的艰难道路》

材料一   地理大发现后，人类确立了以海洋作为通道连接世界的意识。美国历史学家马汉（1840—1914年）认为，国家繁荣来源于贸易，贸易依靠海洋交通。马汉在其海权理论中提出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的国运兴衰。1945年，美国把“大陆架”概念引进海洋法，宣布“处于公海下但毗连美国海岸的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资源属于美国。”1982年联合国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了群岛国、专属经济区的概念，重新定义了大陆架的概念。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开发海洋国土，占有海洋资源，自此成为沿海国家的海洋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开始形成由海洋控制陆地的海洋观，力图以海洋作为基地，对濒海地区进行控制干涉。

——摘编自刘新华、秦仪《海洋观演变论略》

材料二     

——摘编自张峰《中国共产党海洋观的百年发展历程与主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