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国长期肆意干涉拉丁美洲事务。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美国政府武力入侵的同时，更侧重于用“民主化”与“和平演变”的手段干预拉美地区事务。1999年，美国政府推出“新干涉主义”，竭力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充当“世界法官”。后冷战时代，拉美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开始不断下降。同时，拉美地区成立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组织，在运用自身力量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立，凸显了越来越洪亮的“拉美声音”。2013年11月，美国政府宣称放弃“门罗主义”，然而就在当天，又对古巴进行了抨击。此后，美国政府又相继对委内瑞拉等国的内政进行了干涉。

——摘编自徐世澄主编《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等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中国同东南亚各国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时期。1997年，东南亚地区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积极行动，对缓解危机、稳定东南亚地区经济乃至世界金融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东盟各方面关系全面加强：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经济合作硕果累累，人文交流日益频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广泛共识2021年11月，习近平指出：“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来……我们摆脱冷战阴霾，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我们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促进共同发展繁荣，让20多亿民众过上了更好生活。”

——摘编自黄庆、王巧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等

材料一   老人将持有地让与家庭成员、亲属，或者非亲属人员，换来食物供给保证和类似养老金或退休金之类的其他利益。在实行敞田制的地区，庄园、村庄的非耕地、休耕地都是敞开的公用地，包括穷人在内的每个共同体成员都可以在公共地放牧牲畜，获取生产生活所需树干、树枝、灌木等燃料，获取建造、修缮房屋的地皮和材料，拾取遗落的羊毛，获取食用和出售的野生植物及其果实，等等。教会以教堂、修道院和建立慈善院来济贫，在国家尚未建立济贫体系的情况下，教士有责任劝说共同体成员照顾穷人。1536年，政府颁布的济贫法令规定教区要为穷人募集捐赠，赋予教区救助穷人的责任。

——摘编自王学增《中世纪英国乡村贫困与社会济助研究》

材料二   改革开放初，中国广大农村分布着2.5亿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1986年，国务院成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划定重点扶持区域，设立专项扶贫资金，开始实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国家扶贫行动。有世界银行专家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行动，尤其对减少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人数更是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督战，提出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建立脱贫攻坚的责任体系、政策体系、监督体系、考核体系等。明确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奋斗目标。

——摘编自杨钟《改革开放推动农村扶贫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编纂民法典基本历程（部分）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发展脉络梳理》

材料一   17世纪，荷兰学者格劳秀斯提出了国际法的设想：国际法是支配国与国交往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保障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限制掠夺战争的发生，减轻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国际法应通过召开国际会议，由与会各国共同确定，一经确定，各国不论强弱大小，都必须服从国际法的约束，不得以国内法为借口违反国际法的规定；国际法的前提是国家主权，任何国家的主权不受别国的意志或法律的支配。

——摘引自《国际法的渊源》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立，各类国际组织数量激增，争取独立的民族、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和个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去。国际法调整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上至太空、下达海底，大到全球气候，小至衣食住行，都成为国际法调整的范围。《联合国宪章》等确定的不使用武力、民族自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得到普遍接受。1954年，中国提出和倡导的“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被公认为是对国际法原则的有益补充。进入21世纪之后，普世价值、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等国际法理念日益受到重视。

——摘编自盛红生《战后国际法体系演变与中国角色》等

材料三   “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题，任何一国想单打独斗都无法解决，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解决问题的出路……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要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不搞唯我独尊；要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搞故步自封。”

——摘编自2021年习近平主席《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