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材料一   中世纪早期的民族迁徙和混合，破坏了原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民族关系，促进了以地域、语言和经济联系为纽带的更高阶段的民族的形成。在新民族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进步趋向。这一趋向，一方面经常受到中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乱和分裂势力的削弱，另一方面又受到市民阶级和广大农民的支持而增强。在几种力量交互作用的混乱局面中，王权是进步力量。王权与市民阶级结成联盟，并利用广大农民，从而使要求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逐渐占了主导地位。到14、15世纪，这种趋向终于以理论形式表现出来，这便是市民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近代西欧民族主义产生和形成，也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大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两大运动大大增强了民族意识，促进了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形成。

——摘编自范保学《西欧民族主义初探--从文艺复兴到德国统一》

材料二   法国大革命播下了近代民族主义的种子，而后法国进行了一系列对外侵略和扩张，将大革命的成果以战争的形式向外输出，加速了欧洲其他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19世纪20-40年代地域广泛的欧洲民族运动连绵不断，一浪高过一浪，大批民族国家在欧洲应运而生。民族国家的建立，大大促进了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迅猛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极度膨胀，民族主义逐渐失去了先前争取本民族正当利益的进步性，日益蜕变为民族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欧美列强逐步走上了武力拓展市场、把广大亚非拉地区沦为其殖民地的道路。与此前后，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应激型”民族主义逐渐兴起。但是，相比于欧美列强，亚非拉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要缓慢得多，在西方的入侵和本国民族意识觉醒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时间差。

——摘编自李詹《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蜕变和亚非拉“应激型”民族主义的兴起》

材料一   罗马帝国后期用以调整市民与非市民之间，以及不同国籍和无国籍人之间关系的法律被称为万民法。在有的法学著作中，万民法兼具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性质。公元3世纪左右，罗马帝国的民事流转关系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奴隶主统治集团对商品货币有着贪婪的欲望，这都是市民法所不能适应的。根据统治集团的意志，结合罗马人与异邦人、外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法律实践，由罗马外事裁判官在司法活动中逐步制定和发展出名为“万民法”的私法体系。它的发展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吸收了同罗马国家有贸易关系的其他民族的法律规范。万民法因而被罗马法学家称为“各民族共有”的法律。

——摘编自雷昕《浅析国际私法与古罗马万民法的学理关系》

材料二   雍正时期的《恰克图条约》是清朝在《布连斯奇条约》的基础上与俄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的汇总。其子约较多，对于处理贸易、边界交往、实施边境管理等具体事务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以下为其中部分条文：

“送文之人俱令由恰克图一路行走。如果实有紧要事件，准其酌量抄道行走。”

“凡边界附近打猎，因图便宜，在他人之处偷打，除将其物入官外，亦治其罪……”

“设立边界头目，凡事务须乘公办理，速行完结；如怀私推诿贪渎等情，各按本国刑律治罪。”

“两地奉差大小使臣，因公事到边时，说明因何事前来，系何等人在边候信，听候迎接。”

“俄使请造庙宇（东正教教堂），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帮助于俄馆盖庙。”

——据马长泉《康熙、雍正两朝中俄划界原则探析——以<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为中心》整理

材料三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宪章》中的集体安全制度有了明显的进展。《联合国宪章》以普遍禁止使用武力为原则，使一切武装干涉、进攻、占领或武力封锁以及以此相威胁的行为，都成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这一规定对国家的国际责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科学技术以及交通和通信的巨大进步，各种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性的科学、技术及行政机构有增无减，这为国际法的实施提供了保障。国际法院的设立及其运作在二战后有了明显的发展。二战后还出现了许多国际法的新分支，如国际经济法、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国际组织法、国际发展法、国际能源法、国际刑法等。

——摘编自程晓霞、余民才《国际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