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早在西周时期，先贤就从哲学角度展开“和”“同”之辩，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 难在“不同”中如何能求“和”,对此中华文化有长期的实践和多方面的积淀。例如从矛盾双方 的对立中求共性，包容差异中促发展；强调和谐、合作，但不能丧失主体性、消解自我意识等等。 “和而不同”是君子待人处事的人文精神，早已成为中华儿女潜意识的处事准则。“和而不同” 使中华民族越来越凝聚成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共同体，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发展到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越抱越紧。
——摘编自王建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源》
材料二 习近平主席强调：“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 那是不可想象的。”世界因不同而精彩，因共生而繁盛。当今世界，各国都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内 环境与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任何动荡和战争都不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走“同 而不和”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老路无法解决世界问题，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走得稳、 走得远，只有建立在“和”的基础之上的政治才会持续稳定。中国始终尊重“和而不同”,尊重 发展道路多样化和世界文明多样性，使各国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交流、交往，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包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及其创新》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实现“和而不同”的主要方式并根据材料及所学分析“和而不同”思想对古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坚持“和而不同”理念的原因。并列举我国新时代“和而不同”理念的生动体现。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不断的交融发展，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春秋战国时期民族交融后出现的秦汉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交融后出现的隋唐王朝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古代中国，当国家强盛的时候，各民族之间就能够和平相处，如汉朝对西南、西北民族实行的羁縻政策、元明清对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政策等。各少数民族在交往中也向往和学习中原文化，儒家文化教育、中央集权制度、开科取士、农耕文明也传到了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然而，各民族的矛盾斗争也时常存在，如王莽对匈奴的政治贬损和侮辱性政策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进入中原，使人口大减，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摘编自韦良云《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特点》
材料二 1923年，国民党明确提出要“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的任务。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为其民族主义增加了反帝和民族平等、自决自治的新内容。1929年，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蒙藏委员会对蒙藏等地区发挥着政治联系和监督的重要作用。从1929年到1932年，国民政府坚持“为土著人民谋利益”的原则，相继出台《筹备移民殖边办法》《蒙古农业计划案》等文件，“以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基点，一方扶植其发展，一方力求各民族的精诚团结，并以尊重及融合各民族的宗教习俗”为重要途径，在北部地区大力推行移民放垦政策。
——摘编自李玉伟《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内蒙古的民族问题》
材料三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创举。民族区域自治下，各民族平等地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权益，消除了民族间的相互歧视与压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范围和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各方面的自治权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和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张雪雁《民族区域自治下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民族政策的进步之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特点，并根据上述材料指出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
材料一 隋唐时期是中国疆域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扩展期，东北海疆经略是隋唐时期边疆治理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中央政府治理东北地区的方式主要有军事征伐以及设置行政机构。在东北地区设置行政建制，例如唐朝于辽东地区设安东都护府。在日本海西岸涉海地区设置羁縻政权管理海疆，还有开设互市贸易的经济途径。隋唐时期对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为后世东北海疆的整体轮廓打下了基础，为东北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遗产。
——摘编自岳新超《边疆治理视角下隋唐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
材料二 辽代中央政府设置于由皇帝的翰鲁朵（宫帐）及四部落构成的行宫部落中，行宫部落无疑是其政治中心。但它作为部落组织，与草原其他部落一样，是一个庞大的畜牧生产集团。据畜牧生产周期的特点，游牧部落四季总是处于迁移流动中，这不仅为了避寒暑，同时也为了保证牲畜获得足够饲料以及保持和恢复牧场的肥力。这样的生产形式使行宫部落呈现一种动态，又因主宰国家事务的朝廷也置于这个部落中，所以辽代最高权力机构亦处于同步运动之中。于是便形成了与基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原政权截然不同的行宫政治。
——摘编自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
材料三 在长期的历史生活实践中，各民族成员在创造了本民族自身的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在这一漫长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边疆各少数民族既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也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摘编自张增勇等《论我国边疆治理视域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时期东北边疆治理的主要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辽代的行宫政治。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探索民族文化认同方面所做的努力。
材料 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一是农区的民主改革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步开展以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人身奴役和减租减息为内容的“三反双减”运动，第二步是分配土地，废除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分配土地时，除农奴、奴隶、中农都分得土地外，对于农奴主及其代理人、还俗僧尼、投诚来归的叛乱分子，也分给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二是在牧区只没收叛乱牧主的牲畜分给原放牧者及贫苦牧民，基本不变更整个牧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三是城镇的改革实行既要反叛乱、又要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四是采取适当步骤和稳妥办法开展边境地区的民主改革。事实证明，对民主改革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既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百万农奴和奴隶，又有力地分化、孤立、瓦解了敌人，使我们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摘编自谢忠等《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西藏民主改革中的实践》
(1)根据材料，概括西藏民主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因高丽朝贡使者往来频繁，告谕中书省限制其贡期及贡品数，“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礼…所贡方物止以所产之布十匹足矣”。同时亦将此意转谕安南、爪哇、真腊等国。进京朝贡的人员住在会同馆，“旧例各处夷人朝贡到馆，五日一次放出，余日不许擅自出入，惟朝鲜、琉球二国使臣则听其出外贸易，不在五日之数。”明政府还规定了各国入贡的贡道，要求朝贡船停泊在指定的港口，按规定的路线将贡品运送至京。
——摘编自李金明《试论明代外朝贡贸易的内容与实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对外关系的特点。材料二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台湾土著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郑重指出：台湾、琉球“二岛俱我属土…裁决固在于我”。1883一1885年中法战争后，法国占领越南。1894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承认朝鲜“为完全无块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自此，晚清封建宗藩体制彻底崩溃。
——摘编自林龙飞《晚清宗落体剖的解体》
材料三 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向各国政府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几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中国政府采用灵活的方针处理外交问题，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经谈判即行建交的办法；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在对方明确表示不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再就建交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对于美、英、法等
国，则不急于采取行动与它们建交。新中国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反映了新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特别是同邻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摘编自于化民《“三大政策”与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对外关系从晚清到现代的变化。(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国家对外关系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宋朝十分重视对西南地区的经营管理。宋代是广西历史上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但是由于广西区内的经济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发展速度明显跟不上其他地方，同时，区内不同地方的发展情况也各不相同。桂西北民族地区一般以家族或部落为基本单位，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社会治理有着深远的影响。宋王朝对广西境内不同地区的治理策略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调整。在桂西北地区，宋王朝主要采用“以夷制夷”的治理方法，通过设置羁縻州、县、峒来管理地方。
——整编自易建龙《论宋王朝治理桂西北民族地区的策略》
材料二
1951年6月，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广西慰问各族人民。访问团在广西一边宣传民族政策，一边组织专家对广西壮、瑶、侗、苗等少数民族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此后又组织了民族识别调查组，对广西境内有争议的民族成分如黎、伶、徕徕、偏等族群进行调查。……他们整理成29份共40多万字的调查材料。各地还组织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对47个壮族聚居县52个点进行壮语方言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壮文的创制，最终形成在壮族地区全面推行使用的拼音《壮文方案》。
——摘编自方素梅《新中国初期的社会调查与民族工作》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时期桂西北地区的民族社会状况，并阐述宋朝是如何治理该地区的？(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此次广西民族社会调查的学术价值及其意义。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不断的交融发展，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春秋战国时期民族交融后出现的秦汉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交融后出现的隋唐王朝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古代中国，当国家强盛的时候，各民族之间就能够和平相处，如汉朝对西南、西北民族实行的羁縻政策、元明清对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政策等。各少数民族在交往中也向往和学习中原文化，儒家文化教育、中央集权制度、开科取士、农耕文明也传到了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然而，各民族的矛盾斗争也时常存在，如王莽对匈奴的政治贬损和侮辱性政策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进入中原，使人口大减，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摘编自韦良云《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特点》
材料二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创举。民族区域自治下，各民族平等地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权益，消除了民族间的相互歧视与压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范围和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各方面的自治权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和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张雪雁《民族区域自治下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因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文字改革任务的提出，少数民族文字工作开始受到重视。1950年7月到1952年7月，中央先后派出四个民族访问团，分别到西南、西北、中南，以及东北和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经调查发现，除满、回、畲族等通用汉语文字外，有21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其余的则没有。于是，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设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少数民族文字工作指导、组织机构，本着“自愿自择”的原则，帮助他们制定一种拼音文字或者选择现有的适用文字。作为中共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在很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实行过程中，一些少数民族对于新创方案并不习惯，从而使新创文字方案半途而废．恢复了老文字。
——节选自王爱云《中共与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与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字改革推行的特点。
材料一：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呢？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是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采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
材料二：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践活动中既要实现国家利益，又要强调国际主义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专门从事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中国共产党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建立联系，通过党际关系推动国家关系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全方位党际交流活动，不仅加深了与社会主义政党间的交流，而且也与资产阶级政党建立了联系。政党外交成了党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
——摘编自杨胜刚《新中国政党外交维护国家利益研究——以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相互关系为视角》
材料三：面对世纪之交，要求中国在考虑自己的发展问题时，必须想得大些，想得久远些。想得大些，就是要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多极化日益发展这种情况下，把中国的问题放在世界全局中来考虑。想得久远些，就是不要只把眼光局限在当前那些问题，同时要站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高度，考虑今后的布局，多想几步，想得更远。
——摘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与中国近代外交相比发生的重大变化。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出台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政党外交的特征。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外交在进入21世纪之初“想得大些”的表现，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的“布局”特征。
材料一 万隆会议后，中国同非洲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1956~1964年，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1970~1976 年， 中国援非金额高达 18.15 亿美元，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非洲国家由1966年以前的 11个增至1977年的29个，中非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1．7721亿美元增至1975 年的 6.7126 亿美元。1975 年10月，中国对非洲国家最大的援建项目坦赞铁路（全长 1860公里） 建成通车。此外，中国向非洲派遣大量的专业教师，到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但英、法等西欧国家仍力图保持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即使他们政治上放弃殖民统治，但仍然以援助、投资及培训干部等方式继续维持他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很多时候使非洲国家更加依赖外援，根本做不到授人以渔。1966~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法国就曾向要求独立的伊格博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希望借此染指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摘编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20世纪50~70年代中国、 西欧国家对非洲援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欧国家对非洲援助的共同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