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汇丰银行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表现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从西周到西汉，礼制以室中西南隅为尊长所居、祭仪以东向为尊，故都城布局采用坐西朝东的方式；东汉以后，天子祭天之礼成为大典，定制在国都南郊举行，兼须配合举行盛大的元旦朝贺之需要，都城布局遂一变而成为坐北朝南；到隋唐时代，为了“适应规模越来越大的元旦大朝会的需要”，又设计了以都城中北部的宫城为主体的、对称的中轴线布局。 都城布局又影响到州县治所城市的布局。在唐代州(府、军)治所城市普遍实行子城制度，“子城为一州政治核心，政府、廨舍、监狱皆设其间”，其次州、县普遍置立社稷坛。
——摘编自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
材料二 1466 年，意大利建筑家劳拉纳与他人合作完成新宫殿的设计后，又为乌尔比诺公爵府设计了最初的图纸。在原来的基础上，劳拉纳设计了新的宅邸，在其中心设置当时盛行的庭院，使之成为文艺复兴建筑的典范。 劳拉纳提出圆形已经不适应时代，要用菱形或者矩形规划城市，城市的主广场应当是商业中心，也是政治、宗教、经济、表征中心。 总之，领主广场、大教堂、凉廊、军营、监狱和其他公共建筑等，构成市民生活的支点，应当清除没有秩序的、嘈杂的、有害的活动，街道应该分层次，适应不同的职能需要。
——摘编自朱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及其兴起背景》
材料三 天津开埠后，其租界面积相当于旧城区的8倍。此前中国的城市发展通常因政治和军事展开，中心地区多以官府衙门、庙宇和祭坛为中心。 近代城市的空间布局明显呈现出了商业化的特点。此外，城市空间出现新城区、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窟)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例如，在19世纪末，北方工业中心天津的社会治安一片混乱，天津衙门根本无力控制住局面。 而上海的社会问题则更为尖锐，各种帮会组织在上海滩风起云涌。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材料四 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布了一系列规划，推动城市空间高效合理的开发。政府将城市区分为不同级别：国家级中心、区域中心等，试图用行政力量推动城市群发展。 政府放宽了外贸限制，给予经济特区以对外贸易宽松政策，并允许外资进入投资设厂。对个别城市的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就业体制、企业行政机制作出了一些改革，开放了一批沿海港口城市。21世纪，中国城市化由单体城市向大都市和城市群发展，建立了城市新区，崛起了一批城市群。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城市群对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摘编自孙全胜《成因分析及提升路径》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周至唐城市规划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指出 15 世纪意大利“理想城市”思想兴起的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对当时西欧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城市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后果。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当今中国应对城市化问题的优势。
材料一 秦朝开辟了从南越（今广东、广西等地区）到中原的水陆通道，并有组织地向南越大量移民以开发南越，从而奠定了广州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城市的地位。两汉时期，在秦朝开发岭南的基础上，广州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巩固了作为中国古代主要外贸港口的地位。
——摘编自高惠冰《略论秦汉时期广东的初步开发》
材料二 唐朝时期，通过“广州通海夷道”的航运线，远至阿拉伯地区的商人都可从南海驶入中国，登陆点就是广州。《旧唐书》记载：“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来往广州的船舶很多，据有关史料记载，每年有四千余艘船舶，八十多万人次在广州港进行贸易，交易商品有数十种。
——摘编自陈柏坚《略论古代广州外贸的对外开放》
材料三 宋代“广州多蕃汉大商”“万国衣冠，络绎不绝”。广州商人携带着“犀、象、珠、玉，走于四方”，邻近广州的江西、福建各路商人，也纷纷借“市于五羊”“数贩南海”而获得大利。
——摘编自于城《宋代广东经济概况》
材料四 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国商人在宁波定海扰乱事件发生以后，清政府下令禁止外国商人到宁波、漳州和松江三海关贸易，唯独允许广州一地可以进行海外的进出口贸易，且规定由粤海关管理。
——摘编自邓开颂《论清代前中期广东对外贸易的若干特殊政策》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汉时期广州成为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城市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三，概括唐宋时期广州对外贸易繁荣的表现以及影响。
(3)自古以来，广州就是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门户。根据上述材料，论证这一观点。
材料一 随着两宋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城市工商业发达，市井文化日趋繁荣；另一方面延续自南北朝隋唐而来的士人城居之风使得文人士大夫居城者明显增多。由此，士庶之间、清雅文化与市俗文化之间呈现相互对立、相互渗透的关系，这构成两宋城市文化的基本格局。由于士大夫拥有核心政治资源，掌握着文化霸权的仍然是官而非商，市民阶层处在士人阶层之下，属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臣民。 由于文化强势之最终仍有赖于政治资源，还衍生出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文化地位上产生相应层级差别的有趣现象。两宋城市文化发展，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并从各方面影响着村落世界。
—摘编自包伟民《两宋“城市文化”新论》
材料二 11世纪欧洲城市开始兴起，城市居民以移民和原住民为主，二者是以城市特许状为纽带确立的共同体。城市特许状是城市居民通过种种争取自治权的斗争，从封建主手中得的契约，这意味着共同体的事由全体成员做主。12世纪，由于城市管理需要，罗马法在欧洲复兴；中世纪晚期，市民阶级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市民政治文化的生成，孕育了现代国家的雏形。特许状是一纸契约，赋予城市居民共同享有在本城经营工商业的权利，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市场意识等新的经济理念在城市诞生，现代会计、金融、公司制度等近代经济文化在中世纪城市得到初步发展。这促进了16世纪欧洲文明的凝聚成型。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成型》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中国和中世纪欧洲城市文化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造成古代中国和中世纪欧洲城市文化差异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
材料一 北宋东京城商业繁荣，商业活动突破区域和时间的限制。汴河两岸，店铺林立，人流密集，甚至出现了夜市。城市格局不再有坊、市的严格区分，坊制对商业的空间制约越来越小。
——摘编自彭雨新《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
材料二 明中期以后，中小商业市镇大量兴起，还出现了专业市镇，如盛泽镇居民以蚕桑为业，枫泾镇、洙泾镇居民以棉纺织为业，景德镇居民以制瓷为业。专业市镇的形成，是明中期以后国内市场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表现。
——摘编自魏千志《明清史概论》
材料三 清顺治年间，严禁商民下海交易。后来又进一步厉行海禁并下了迁海令，同时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对外贸易几乎完全中断。海禁政策妨碍了中国原始资本的积累，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宋商业活动的表现；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宋商业活动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简述明中期以后商业市镇发展的状况。
(3)根据材料三，概括清政府实施海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材料：立体而又多维度的观察，有助于客观认识和评价工业革命及其影响。工业文明，的演化可概括为“六维度螺旋驱动模型”；哲学—科学—技术、文化—思想—制度、探险—贸易—资本、战争—需求—市场、意识形态—政治—国家、地理—气候—医学。六个维度在相互影响的同时共同推进工业革命的演进。
——摘编自佘东华《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对人类工业文明演化的多维思考》
从材料中选取一个或多个维度，结合所学世界史具体史实就其对工业革命的作用予以阐述。(要求：史论结合，表述清晰。)材料一1835 年德国铁路营运里程仅为6公里，1865 年则达到了14690 公里。1846年，“德意志铁路管理联合会”建立，全德范围内的基本铁路网形成。在此期间，德国与比利时（1843 年）、法国（1852 年）等周边国家的铁路网也相继接通。各邦政府出于对本邦经济、交通以及安全等利益因素的考虑，在铁路建设中出现了一种赛跑性竞争。铁路建设直接刺激了采矿、冶金、木材加工、铁加工和机器制造等一系列行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到19世纪中期，德国已经成为机车制造业强国。1840年1870年间，货物每吨/公里运价从16．9芬尼下降到了5．6芬尼。盘踞于德国市场的英国煤炭也被“排挤”出去了。人们通常将铁路建设与德国的工业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摘编自马冰《德国近代铁路建设特点及其意义探析》
材料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条铁路，是1881年修筑的唐胥铁路。此后，随着开埠通商逐渐扩大与外贸需求、行政控制、国防与垦边的需要，也由于俄、日、英、德对在华利益的争夺与瓜分，缺少水运条件和拥有政治中心的华北、东北地区率先在建筑港口的同时修筑了京汉、津浦、胶济、北宁、陇海、南满、中东等诸条铁路。这些铁路线路不仅与港口连通，形成原料、农产品出口与工业品进口的重要通道和经济腹地，强化了区域间的经贸往来，也成为清末民初中国行政管理的重要通道和国防运输线，构成了今天中国铁路网络的基本格局。
——摘编自江沛《关于开展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德国近代铁路建设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晚清时期铁路交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铁路建设的意义。
材料 所谓“全球联系”，系指15世纪以后出现的，跨越国家、民族、文化和社会形态界限的接触与互动。全球联系的建立，造成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规模空前的交换。其结果既有积极的，比如促进了彼此的发展和进步，也有消极的，比如造成战争、疾病和灭绝。
——摘编自齐世荣总主编《世界史·近代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建立“全球联系”的事件名称，并列举为建立“全球联系”作出贡献的代表人物。(2)围绕材料，自行拟定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论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史论结合，条理清晰）
材料二
| 斯大林强调苏联的工业化必须从重工业开始……走高速度、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苏联创造的工业化模式在二战以后为众多社会主义国家所仿效。苏联继续实行这一工业化发展战略直至国家解体。——摘编自詹晓良《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阵痛》 | 1949年后工业化进程大致可以分成两大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初步建成了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工业化基本框架……第二阶段为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渐进的方式，基本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日益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工业化进展迅速。 ——摘编自赵英《新中国工业化进程、成就与展望》 |
(1)根据材料一的数据，分析英国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简述中苏两国工业化建设的联系与区别。
(3)综上所述，归纳工业化发展的共同因素。
材料一 镇江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这两条“黄金水道”的交汇点，又以其地处丘陵且山脉横贯的地理优势，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六朝以来，镇江作为“东南锁钥”，身为军事要塞却并不封闭，反倒孕育着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北方移民和驻军涌入使其迅速繁荣明清时期，朝廷以漕运替代海运，镇江府漕运发展到顶峰。除了官方的漕运，地处商品经济活跃的江南地区，镇江开始作为中转商港而繁盛，沟通起各个方向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在旧府城西门外沿江沿河地带（今京口闸）附近建立起的商贸中心，即日后的西津渡奠定了开埠前镇江港埠区域的空间格局。在鸦片战争前夕，镇江虽常驻副都统一员，但多以商业和文化的繁荣闻名于世。
——摘编自陈文彬《城市节奏的演进与近代上海公共交通的结构变迁》
材料二 19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列强为了直接介入内陆的中国市场，通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开放了一批内河的通商口岸，其中就包括1858年《天津条约》中所规定的镇江的开埠。镇江开埠后，在封建势力的打压和西方资本的蚕食下，长三角地区的铁路修筑较为落后，交通结构近代化显得步履维艰。进入20世纪，随着卢汉铁路（京汉铁路）粤汉铁路及其附属路段的兴建，中国南北运输的动脉被打通；而津浦铁路与沪宁、沪杭铁路的贯通更是彻底地改变了千年来的贸易路线，极大地影响了途经区域城市的兴衰消长，镇江货物聚散码头的功能开始弱化，商业日渐凋敝。从1912年到1927年间，江浙地区的运河疏于治理，江南运河北段（即镇江段）淤塞甚多。
——摘编自张志毅《近代历史文化名城镇江概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镇江城市功能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镇江城市走向衰落的原因。
(3)结合上述材料谈谈镇江城市变迁的历史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