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沿京杭运河进行的漕粮北运，一直被清政府视为国之大计。乾隆中期以后，漕运官员贪腐严重，陋规帮费不断增加。再加上黄河决口，运河河床淤积，漕运受到很大影响。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后，南京等地被太平军攻占，漕运断绝。清政府不得不全面依赖海运。海运初期主要雇佣民间的沙船和卫船，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又以轮船承运漕粮。原来的漕运一次需要十个月时间，而海运只需几天至十几天，所需费用只有漕运的几分之一。为鼓励船只承运漕粮，政府除付给运费之外，还允许捎带私货贩卖，并给予免税。粮船北上时，往往捎带丝绸、棉布贩运至北方，空船南归时又会运载北方的麦豆、杂粮。沿途港口如上海、登州、天津逐渐兴盛，而运河沿岸城市则急剧衰落。凭借承运漕粮的业务，招商局在与外国航运公司的竞争中一度占据优势。
——摘编自林梦银《清代漕粮海运初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代实行漕粮海运的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清代漕粮海运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漕粮海运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由农业社会逐渐发展到工业社会。1860—1920年，美国城市数量增加了十余倍，城市人口增长了约15倍。1890—1910年美国城市数量增加了61%，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数量增加较多，1910年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的总人口高达2000万，是1890年所有城市人口的总和。与此同时，西部开发的进程加快，美国边疆不断向西蔓延。1862年的《宅地法》颁布后，大量移民西迁，推进了西部边疆的开发，而铁路路线系统更新，钢轨取代了铁轨，也为移民西迁提供了重要条件。这一时期，东北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高歌猛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美国城市逐渐向内陆扩展，有轨电车和铁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城市体系的不断完善。
——摘编自武文霞《美国城市化经验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材料二 据美国学者斯金纳尔估计，1843年，中国超过2000人的城镇有1653个，城镇人口为2072万，在总人口40500万中占5.1%；1843—1894年，中国城镇人口从2072万增至2351万，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5.1%增至6%。1894—1949年，城镇人口从2351万增至5765万，城镇人口所占比重由6%增至10.6%……从世界范围来看，1875年印度的城市化率，仅比中国高出约3个百分点，但1951年印度的城市化率达到17.6%，比中国1949年的城市化率高出7个百分点。
——摘编自蔡云辉《城乡关系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并说明近代中国城市化与美国城市化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城市化与美国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西汉前期，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疫病甚少流行。及至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大量商贸活动的开展，疫病开始猖獗。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平帝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东汉防疫除沿袭西汉的减免田租外，还开仓放粮，巡行赐药。六朝（指以今南京为京师的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疫病流行至少74次，一次死亡10余万人的大疫，晋代就发生了两次。北魏显祖皇兴二年（公元468年），河南大疫，死亡人口达十四五万。这一时期，政府多向官员施散医药，北魏政府还设立医馆、医坊，为民治病。政府还公布了一些防疫药方供百姓使用。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抗疫启迪》
材料二 突如其来的“黑死病”使欧洲人心惶惶，直到15世纪晚期，一份德意志手稿上还写道，“聪明的大夫有三条使我们远离瘟疫的黄金规则：迅速离开，走得远远的，不要急于回来”。外来移民、流浪汉受到歧视和迫害，其中犹太人受害最深。1399年疫情期间，米兰公爵詹加莱亚佐要求对病人和死亡人数进行统计，以日报形式呈交他本人，并向社会公布统计数据。这一制度也随即被意大利其他城市借鉴和采用。严格的隔离措施给意大利带来了安全，但也给意大利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这引起了商人和依靠日工资生活的雇佣工人的不满。为了缓解防疫和经济生活之间的矛盾，意大利在15世纪中后期引入了健康通行证制度，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和货物可凭证通行。之后，随着“黑死病”反复发作，应对危机的临时委员会逐步转变成常设的公共卫生署。意大利卫生署有处理相关事物的绝对权力，卫生署颁布的条例具有法律效力，他们还可以对不遵守防疫条例的人使用酷刑。
——摘编自向荣《“黑死病”与意大利和英国的抗疫》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政府抗疫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社会疫病频发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意大利人在抗疫斗争中的创新，并说明其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