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英国政府迫于各界的压力，开展了一系列对“城市病”治理措施。英国政府在对空气污染的治理上，通过了一系列相关的法案。1843 年，议会就通过了炉灶排放，烟尘和控制蒸汽机的法案; 1863年议会又通过了《碱业法》，以减低在制碱过程中所产生的有毒气体。对于城市的住房问题，政府出台了四部《工人住房法》，要求英国政府机构为工人提供更多廉价的可租赁住房。在公共卫生方面，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了《公共.卫生法》，开辟了国家监管公共卫生的制度。从1848 到1854年，全国共成立了182 个地方卫生委员会，它们主要负责清理街道、排放污水等任务。同时，各个城市也颁布了地方法规，改变了垃圾处理、供排水等的方法。

——摘编 自齐爽《英国城市化发展研究》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政府基本上把城市基础设施视为自然垄断的福利性产品，主要采取政府投资运营的模式，即财政出资、公共管理部门经营管理。这一做法导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建设项目成本高、工期长等问题。1979 年撒切尔政府上台.以后，极力推崇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开始推行以市场化为基本取向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通过改革,英国政府逐步减少对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不断扩大利用社会资本的规模将市场机制运用到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各个环节。

——摘编自何建文《英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市场化改革的几点启示》

材料一   随着法律建设的长足发展，唐代医疗卫生管理呈现出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趋势。唐高宗显庆年间“征天下郡县所出药物”，形成了国家权威性药典《新修本草》，规范了地道药材的供应，《唐律疏议》还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诸以毒药药人及卖者，绞”。唐代的统治者对于工匠、奴婢和囚徒的医疗卫生管理作了严格规定，“诸如丁匠、防人、官婢等底层民众，在服役或奴婢属官等情形下，若有疾病，主管之人应当送其就医，否则对主管之人处以‘笞四十’的处罚”。《医疾令》也规定“诸医针师，医监、医正量其所能，有病之处，遣为医疗”，中央与地方相配合，开展日常工作，进行州境巡疗，储备药材。

——摘编自王翔《唐代医药卫生法制中的人文关怀》

材料二   宋代诏令对骗取钱财、陷害生命的不法行医活动予以严令禁止，从最初的教化逐步过渡到“以故杀伤论”的有明确量刑标准的严惩。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诏令“民有疾而亲属遗去者罪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初置养病院”，特别实行“安济法”，以确保医疗效果。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除京师设立太医局外，宋廷又在地方设立了相应的医学教育机构，由各地的医学博士负责当地医学生的教习，这是地方医学机构的雏形。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宋廷在京师设立了“熟药所”，掌控药材的采买、成药的制作和销售，“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门又有官，药成……出售则又各有监官”。

——摘编自胡玉《宋代面向民间推广医药的有效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