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乾隆二年（1737年），中央政府拟定十条标准评选“优秀农民”；同时，每年秋季丰收后，各个州县必须查找属地中的农民作为“典型”汇报上级，而后全国范围内统一奖励“农业先进”……针对许多地方官员春天出借粮食后，“年底尚无仓收申送”这一现象，制定了严格规定，要求应该填补粮库的粮食必须在“本年十一月内买足”，否则，追究粮库官员及其上司的责任，“春间出粜，秋成买补，定限昭然”。另外，据相关记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勒尔谨、王亶望一伙捐监冒赈、贪污粮款共侵吞上千万两银子的营私舞弊案全部暴露。案发后，勒尔谨被勒令自尽，王亶望被立即处斩。

——摘编自李晓巧《清朝政府如何维护粮食安全》

材料二   农业落后，是苏联当局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苏共二十六大（1981年）以来，苏联拟定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新措施，主要是制定并实施食品纲要，统筹安排农工综合体内各个环节的发展；进一步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扩大农庄、农场自主权；放宽、扶植私人副业等。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苏联当局把主要力量放在扩军备战上，对阿富汗的侵略、对越南等国的“援助”每年要花费巨额开支。加上苏联一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等弊病，苏联要想实现粮食过关，“基本解决”粮食问题，绝非易事，更不是几年内可以办到的。

——摘编自《从粮食一路减产看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民生问题》

材料一   宋朝继承汉唐以来由政府统一管理粮食征调、储备的办法，设置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仓储系统。宋代仓储多建于城市及近畿，乡村受惠有限。北宋初期，开封建有多座全国性、规模大的粮仓，受纳四河（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漕粮。为了将东南漕粮输送至京师，北宋在江淮漕运中实行转般法，于真、扬、楚、泗诸州设置了七所转般仓。常平仓“遇贵量减市价菜，遇贱量增市价籴”，平准粮价，调节粮食市场；广惠仓侧重于常规性济贫，是为配合政府福利机构而专门设立的恤贫仓储。从宋代仓记等文献记载来看，社仓等地方性备荒仓，在创办与管理上，既有地方政府参与，也有士人、富民、僧人等参与。这些基本奠定了元、明、清备荒仓储制度发展的基本格局。

——摘编自杨芳《“国家大本，足食为先”：宋代仓储制度的发展与创新》

材料二   武汉的仓储承继国民政府，多年来仓制混乱，加之层层盘剥之下举步维艰，储藏问题频发，周转赈济等功效更是名存实亡。1953～1957年正值一五计划，恰逢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三大改造实行，武汉粮仓建设如火如荼。根据全国储运工作会议及《国家粮食仓库管理暂行办法》等指示，武汉粮食管理部门陆续开展粮食进出库、粮库普查、管理工作等，并结合武汉区位优势特点，提出了“查仓清资，摸清家底，加强计划运输，保证完成运输任务，提高科学技术，确保粮食安全，完成节约任务”的工作方针，并于1957年进一步提出“重防于治，治早、治好、治了”的工作重点。武汉粮仓在发展中展现出功能的扩充，如社会保障与救灾，丰年广积粮，灾年调存粮救济，发挥了仓储“储蓄池”的作用。

——摘编自张子涵《1949～1966年武汉粮食仓储建设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水稻生产的部分记载   

——摘编自张莉明《古代稻作的发展史掠影》

材料二   近代农学家原颂周教授于1919一1924年育成“改良江宁洋籼”和“改良东莞白”两个品种，产量及品质均优于当地原栽品种。丁颖教授于1927一1933年开展了水稻杂交育种研究，育成了包含有野生稻基因的水稻良种“中山一号”，后又育成单穗达1300多稻粒的“千粒穗”，成为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育种家将借鉴、学习外国杂交育种经验和技术与自己实践相结合，进行本土化创新。如通过遮光覆盖处理，控制水稻植株光照长度，以便在一年中实现繁种加代，缩短育种周期；应用光照长短解决水稻杂交父母本植株花期相遇问题，提高杂交成功率。

——摘编自曹幸穗《从引进到本土化：民国时期的农业科技》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黄耀祥开创水稻矮化育种，培育出矮秆、抗倒伏、多穗型的水稻新品种，比其他国家的“水稻绿色革命”领先10年，他被誉为“中国半矮秆水稻之父”。20世纪60年代，袁隆平在国内率先开展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并获得成功，为大面积推广水稻杂种优势奠定基础。他提出的杂交水稻育种发展战略和超级杂交水稻育种技术路线，成为世界杂交水稻育种发展的指导思想，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巨大贡献，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摘编自王开慧《百年水稻育种路，脚步从未停歇》

食品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食品安全自古以来也是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公共治理问题。

材料一   《礼记王制第五》记载了周代有关食品安全保障的规范：“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这一规定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关食品安全管理的规范。据《唐律疏议》记载：“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也准谋杀条论；施于卑贱致死，以故杀法”。为了加强管理和监督，宋代政府颁布法令让商人们组成“行会”，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同时在法律上继承唐律的规定，对腐败变质食品的销售者给予严惩。

——摘编自李建军、史玉丁《食品安全规范的历史及其伦理思考》

材料二   186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历史上第一部食品法，起因是德国人弗雷德里克阿卡姆对伦敦出售的许多面包进行了化学分析，并在1820年出版《食品掺假以及监测方法》一书，指出在面包中使用明双漂白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任命化学家查尔斯M威斯利尔在新成立的农业部任职，开始分析食品、肥料、杀虫剂和其他农产品的化学成分。1906年，美国“社会丑事揭发派”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根据其在芝加哥一家肉食加工厂的生活体验写成纪实小说《丛林》，向公众揭示了美国食品加工厂生产的黑幕。据说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读后深受触动，随后就推动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并因此创立美国国家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简称FDA），负责对美国境内所有人食用的食品和药品进行安全评估。

——摘编自李建军、史玉丁《食品安全规范的历史及其伦理思考》

材料一   小麦原产于西亚。中国关于麦类作物的文字记载，最早发现于商代甲骨文，其中还有专门围绕麦类作物种植和收获举行的祭祀活动。《周礼·天宫·疾医》：“（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史料表明，至少在春秋时代，位于北方的东周、晋、鲁、郑、陈等都有了小麦的种植，并出现了以小麦制作酒母的酿酒工艺。汉代小麦在人们主粮中的地位普遍提高，是中国北方农业发展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

——摘自田成方、周立刚《古代中国北方粮食种植的历史变迁》

材料二   1618年，小麦从英国传入弗吉尼亚殖民地。独立战争以后，中西部地区也开始种植小麦，这一时期酿酒业和畜牧业对小麦和其他谷物的需求量增加，是刺激小麦和谷物种植的主要原因。1870年后，美国政府先后制定多项法律，鼓励开发大平原。20世纪初，美国开始大规模普及拖拉机，早已建好的铁路网，把小麦等农作物源源不断地运往东西海岸，远销欧洲，击垮了欧洲的农业体系，导致欧洲社会极度不稳定。一战前后，受世界小麦价格上扬的利益驱使，大幅度开垦西部地区土地种植小麦。由于干旱和持续数十年的农业扩张，以及未有相关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1930年前后出现了一场著名的“黑色风暴（沙尘暴）”，美国的生态以及农业受到了巨大影响。

——摘编自《美国社会历史百科全书》

材料一   西周《礼记·王制第五》中记载：“五谷不时，果实不熟，不鬻于市。”这是被公认的最早的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规定。汉朝时期，为了杜绝不法商家为牟利向市场投放有毒有害食品，国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减（赃），与盗同法。”唐朝时，《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宋代，国家为了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完全继承了唐朝的法律，同时也有所创新，即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能进市贸易，商品的质量也由各个行会把关，行会会长作为担保人，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商勾结”在宋明尤为兴盛，再加上封建社会人治大于法治的专断独裁思维，使得整个社会拜金逐利风气盛行，个人道德、社会道德面临极大的考验。

——摘编自刘新超等《古代食品安全管控理念、方略及启示》

材料二   19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对食品的卫生标准、纯度指标以及标签的真实性等方面没有统一的规定，市场上的食品质量非常不可靠。到19世纪末，食品的造假腐败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重大危害事件不断出现使民众逐渐觉醒，对食品改革和制定相关法规的呼声越来越大。新闻记者阿普顿·辛克莱出版了一本题为《丛林》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辛克莱以15页的篇幅对当时美国肉制品污秽不堪的加工过程予以揭露，引起了公众极其强烈的反响。于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下令对肉类加工业进行彻底调查，并将调查报告中揭露的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公之于世。与此同时，美国医学会也向国会表明如果参议院不通过纯净食品法案，将促使他们的病人对国会施加压力。在多重压力之下，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最终获得国会通过。

——摘编自徐俊才《美国食品安全法案颁布历程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