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总体来说，明清两朝的海洋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内趋性特征。对于商民出海不但不予扶持，反而采取各种措施予以限制。明清政府不支持海外华人势力，将其视为“化外之人”。对于海外的庞大市场，明清政府始终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将与西方人的贸易尽量控制在有限的地域和范围内，寓种种限制于对外商品流通之中。在明清政府始终对海洋和海外贸易缺乏应有的认识下，中国海上力量难以与有着国家强大支持的西方殖民航海势力竞争。
——摘编自范金民《明清海洋政策对民间海洋事业的阻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海洋政策“内趋性”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海洋政策“内趋性”的原因。
材料一 茶业起源于巴蜀地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茶业开始向长江中下游传播。汉魏六朝到唐初、茶业持续缓慢发展。唐朝，茶业生产空前发展，贸易日趋活跃，饮茶蔚然成风，茶学与茶文化形成，茶法初步建立起来。两宋，以北苑贡茶为代表的团饼茶制作技术和品饮艺术臻于极致，茶法体制与茶马贸易制度趋于成熟，茶业经济在国计民生中处于注目的地位，元明，制茶技术和茶业品类得到很大进步，传统茶文化也跃上了一个新的境界，清代，很多地区开辟了新的茶园，设立茶厂，雇工经营的手工作坊日益增多，茶法和茶马互市也继承了明制而有所改进，茶业大量向海外输出，在19世纪20年代，茶叶之输出占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三，西方销纳茶量约7万英镑，亦悉数购自中国。
——摘编自郭盂良《中国茶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市场需求激增，运输成本的降低，上海、福州、汉口逐步成为中国三大茶叶出口集散地，出口量进一步增长。1843年为17727750磅，到1860年增加到121388100磅。但从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的茶叶出口贸易在受到了印度的激烈打击，中国茶叶出口渐趋衰退，“过去的10年中，由于印度和日本茶叶的竞争，中国茶的地位已经大有改变。15年前中国垄断着茶叶的生产，但是印度阿萨姆的茶叶种植正在萌芽时期，但是由于种植经验的增长以及在制茶方面采用了机器，印度茶叶种植逐年扩大，而现在茶叶输出增加之速度，已经严重地威胁了中国的前途”1877年中国出口茶叶市190万担，1889至1896年之前，总额进退于170万、180担之间，1897年至1916年减至140、150万担，而1918年，则更惨跌落至40万担。
——摘编自闻云峰《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中国茶业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指出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产生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开放政策源于秦汉，推行于隋唐，发展于宋元。唐朝在广州等地建置了掌管对外贸易的市舶机构.并作为一项制度延续千余年；同时开辟了南海、印度洋贸易航线；对外商采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常加存问”“以示绥怀”的宽弛政策。大都市和商邑蕃货入市，外商云集，国外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侣等，住唐者数十万人。宋朝把发展对外贸易作为基本国策，京师置榷易院为管理对外贸易的中央机构，并颁布市舶条例。元代继续奉行“诸蕃国……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开放政策并扩置市舶。
——摘编自沈光耀著《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
材料二 清政府统治晚期，于既有的被迫开放的“条约口岸”之外，主动开辟埠头三十多处，称为“自开商埠”。面对甲午战争之后的财政困难，总理衙门奏说：“计惟添设通商口岸，藉裨饷源。”相对于“约开”口岸中各种主权的丧失，自开商埠“由我自握其权……以期振兴商务而保主权。”自开商埠的发展，带动了近代工业、金融、通讯、城市建设等经济部门的兴起，从而使这些传统的封建商业性城市转变为具有近代经济行业的新型城市。自开商埠逐渐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
——摘编自刘文俊《自开商埠及城市近代化》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特点及其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自开商埠出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