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宋建立时，北方已被契丹占据，随后西夏建立，适合养马之地锐减，战马奇缺。吐蕃诸部不但盛产战马，而且对茶叶存在迫切需求。用茶叶和吐蕃诸部交换马匹，不但可以降低成本，节省开支，还能作为政治、军事之外的手段对其进行笼络和控制。因此，宋廷非常重视与吐蕃的茶马互市，设置了购茶、买马的机构，组建了茶马司，将茶马贸易严格限制在互市场所内。清王朝经过多年经略逐渐将蒙古置于其有效统治之下，并逐渐实现了对西藏的有效统治，茶马互市逐渐失去了军国大政的地位。雍正时期，清廷不再垄断茶马互市，令茶马由民商自行贸易，改为从税收的角度对茶叶进行管控。

材料二   茶马互市兴起后，除了茶叶和马匹外，毛缨、毛布、皮革、虫草等民族地区的产品大量流入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布匹、粮食、铁器、纸张、书籍、药品、乐器、首饰等也不断进入民族地区。明朝时建立了很多茶马驿站，开拓了龙安、松成、西宁三条茶马商道。随着茶马互市的发展，充当翻译的“通事”“牙人”大量出现，不少汉族人口逐渐迁居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也不断迁往内地，一些小村庄逐渐发展为“番汉咸集”的贸易重镇。

——以上均摘编自李天顺李俊《茶马互市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述论》

材料一   早在先秦时，人们就已将“诚”和“信”联在一起教化人，严律于己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契约关系，正是建立在这种道德规范和思想基础之上、靠诚信来维系的各种人际之间约定的关系。由秦汉到魏晋，租佃券约只写明租佃双方姓名、年月、亩数，租额、租期：魏晋已后，至唐五代，券契文字愈益丰富，从固定租额的明确，交租时间和质量的保证，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责任，违约受罚的规定，保人对契约内容的担保等，都具体写进了契文，使得租佃契约完善化。宋元以至明清，租佃契又逐渐趋于简约化，没有了交租质量的保证，也省去了违约受罚的各种规定，许多保证人的签押被一名“保人”或“中见人”所代替，或者干脆省去，使得租佃契约走向一种新的简约化模式。

——摘编自也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

材料二   中国很早以来就有重视契约的传统。《周礼》云：“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到了秦汉时代，土地交易日趋频繁，土地买卖契约包括标的、价格、证人等内容。当时的契约具有诉讼书证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开始成为契约的主要载体。北魏以来，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土地买卖开始受到限制。唐代的法律对土地买卖设定了很多前提条件，口分田等在原则上禁止买卖，现存的唐代中前期的敦煌文书中很少见到土地买卖文书。到了唐代中后期，特别是吐蕃占领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中又开始出现了土地买卖契约。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实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改变了以往田宅交易买卖双方都要纳税的规定，正式确立卖主立契、买主税契的土地买卖制度。此后，土地买卖空前活跃。成书于南宋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有云：“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

——摘编自阿风《中国历史上的“契约”》

材料   中国的香料文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南洋香料尤其是印尼香料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香料文化的发展。宋元是中国与印尼香料贸易发展的鼎盛时期。从仅有的三次详细记载来看，各类香料是印尼三佛齐朝贡宋廷的重要物品。

明太祖规定“片板不许入海”,但是未能杜绝中国与印尼之间的民间贸易，香料走私时有发生。清初延续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南洋诸国只能通过朝贡贸易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这个时期，印尼的香料贸易网络已被荷兰殖民者所垄断。自1680年到1720年，每年平均有10艘左右的船舶从福建、广东、宁波等地航行到巴达维亚，用茶叶、瓷器等中国特产换取香料等土产。还有欧洲国家的商船从东南亚到中国贸易，香料是他们向中国出售的主要商品。

从汉唐到明清长达千年的香料贸易中，中国与印尼区域的多个古代王国之间建立了稳定的贸易体系，形成了独特的古代香料文化。古代中国盛行佛教和道教，其宗教仪式中都以焚香为其重要组成。而在日常生活中，“熏香”则成为皇室和贵族一项重要的生活方式。五代李珣《海药本草》中记载了主要由印尼传入的沉香、肉豆蔻、丁香等香料的医药用途。明中期以后，胡椒、苏木、丁香、檀香、豆蔻等香料 作为调味品迅速充溢日常饮食。

——摘编自许利平《古代印尼与中国香料贸易的变迁影响》

材料一   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的经济发展便已有了区域性的萌芽。地处温湿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以粟为代表的旱地农业文化；地处亚热带的长江中下游是以水稻为代表的水田农业文化；东北北部、蒙古、新疆等地，经济以狩猎和采集为主。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因自然条件良好，所以开发得较早，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游牧民族处在沙漠草原地带，传统的生产方式又使他们不太从事种植业生产，因而对农业民族的依赖性很大；同时，内地人民也需要肉食和皮毛，必须仰仗于牧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夫山西饶材、竹……山东多鱼、盐……江南出楠、梓……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

——摘编自赵庆伟《我国古代民族经济的区域性发展与互补》

材料二   自东汉末年以来，北方一直战乱频繁。期间有中原汉族的自相残杀，更有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入侵，如五胡内迁、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把整个北方搅的鸡犬不宁。而南方则相对安定，战乱很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北方战乱南方安定，促使大量中原人口被迫或自愿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开发。南方开发少，水资源丰富，相对于较冷的北方，南方气温更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农业的长足发展为南方手工业的兴旺、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袁振宇《中国古代史上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