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商业贸易主体多元化 | B．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 |
| C．经济史研究史料全面 | D．经济活动秩序趋于规范 |
| A．材料符合历史事实,因此结论可信 | B．材料出自文学作品,不能作为史料 |
| C．要研究宋代的商业情况,必须合理使用史料 | D．作者不是宋代人,对宋代社会的描写不可信 |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与个体农民的成长相并行，许多手工业奴隶也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活动“以粟易械器”和“以其械器易粟”的比以前更多。当时各国统治者所居住的都城，以及位于交通枢纽的货物集散之处，都形成了繁荣程度不等的城市。在城市里，商品交换有固定的场所，叫“市”。市的四周有“市门”，设官管理。交易时间主要在上午，过午则渐散，至夕而罢。中国历史悠久的名产丝织品，在春秋战国时已先后见于波斯、希腊和印度的市场上。这是经西北民族（如匈奴）之手辗转贩运出去的。
——摘编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古代商业》
材料二 两宋时期，在城市和交通枢纽地段，不论是通都大邑，还是集市小镇，多是商贩云集。如北宋开封城内不仅有繁华的商业街区，而且有专业交易场所，“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经营。据史料统计，北宋时，东南亚、南亚等地区与我国发生贸易的国家已有50多个。南宋时，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商业交往更频繁。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指出，从宋朝的城市分布图看，南方的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都很明显地超过了北方。
——摘编自章开沅主编《中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两宋时期商业领域出现的新变化。
材料一 据《内书、禹贡》记载，禹分近的王都其州人为其、青等九州，并且“相地宜所有以贡”，规定其他八州经各条水陆通过向王都冀州入贡，夏王朝又以冀州物产加以赏赐。可以认为，贡路是中国商路的早期形态。商贸往来通道涉及疆土内外，这些通道，有用商品特片命名的丝路、茶路、皮货路、药材经路；有用线路地理特征命名的草原路、沙漠路、海洋路等；还有以交道工具命名的骆驼之路、马队之路、船队之路等等。商路上，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和城外各国以进贡和回赐为特征的以物易物的朝贡贸易，唐宋明各朝各代的茶马互市，延续古今的盐业专卖政策，大运河潜运等长途贩运史实，构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商贸历史文化遗产，使中国商路的历史价值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摘编自王如芹《中国商路》
材料二 1500年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就已在欧亚大陆之间贩运商品，主要是奢侈品——香料、丝稠、香精等。18世纪末，这种有限的奢侈品贸易由于断的大宗生活必需品交易的扩大而转变为大规模贸易。跨大西洋贸易的规模尤为如此，固为美洲种植生产了大量烟草、蔗糖、咖啡、棉花及其他在欧洲销售的商品。他们还必须输入劳动力，从而导致了繁荣一时的三角贸易。这一时期全球性贸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东、西欧之间的商品交换。西欧得到了种种原料，尤其是谷物。波兰、匈牙利和俄国等国得到了纺织品、武器、金属制品以及殖民地商品。欧洲与亚洲的贸易比不上与南北美洲或与东欧的贸易，其主要原因是欧洲的纺织行业反对从亚洲各国进口棉纺织品，担心为支付外国棉纺织品而造成的金银流失会危及国家安全。第二个原因是，难以找到能在亚洲市场上出售的商品。直到18世纪末，欧洲发展起动力机器时才解决与亚洲贸易中的这一问题。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商路的特点。(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相对于1500年以前世界贸易呈现的新变化。并从国际视角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将大量丝绸、工艺品赏赐给西域小国，罗马贵族都以穿上丝绸为贵，丝绸价格甚至高过黄金。丝绸质地轻，经得起冷热气候变化，适合艰苦条件下的长途陆地贩运，更重要的是产生的高价足以抵偿昂贵的运费，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丝绸之路大规模畅通的时间少，民间零星局部畅通的时间多。唐朝阿拉伯人开辟和掌握的海运一通，就更没必要走陆地的崇山峻岭了。中国官方关注的是朝贡，对外赏赐无度，造成财富流失，国库空虚，而且不主动经营外贸，主要利益为外方所得，对民间贸易却一贯限制甚至禁止，或课以重税，以致民间非走私不能获利。
——摘编自葛剑雄《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等
材料二 西班牙侵占菲岛的初期，有大量的中国商船从漳州月港涌向马尼拉。据估计，自1571年漳州与马尼拉贸易开始后的30年里，约有630艘中国帆船从漳州港驶往马尼拉。进口到马尼拉的中国商品不胜枚举，令人难以“想象房间里哪一样精致的东西不是来自中国的”。
随之而来的，马尼拉人口从西班牙占领前的2000人猛增到1591年的3.4万人。城市规模扩大、居民点增多，建筑物的质量也得到了改善，马尼拉成为“东方的威尼斯”。马尼拉主教贝纳维得斯于1603年7月5日写道：国王陛下准许菲岛从美洲载回的价值50万西元的船货中，真正属于马尼拉市民的不超过15万西元，其余的都是秘鲁或墨西哥商人的。
——摘编自李德霞《16—17世纪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拉海上丝绸之路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宋太祖于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四月十三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
材料二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
——詹子庆《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材料三 内藤湖南（1866~1934年）指出：“若说近世史应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应当是宋以后……宋代发生了商业革命……北宋以后堪称近代史。”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夜市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朝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
（3）概括材料三中内藤湖南和斯塔夫里阿诺斯对宋代历史地位认识的异同。
材料一 两汉农村市场的兴起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农的生产条件对社会依赖程度提高，他们为提高生产率，购置铁农具和大型牲畜等，不得不仰求于市场……农民当时虽属自给性生产，但在农副业及家庭纺织等方面，仍有部分剩余劳动产品的增长，使他们交换能力扩大……农村涌现出了一批工商业者，如当时有专门的铁匠、“贩缯”者、“贩盐”者、“屠狗”者、卖“薪樵者”、“开酒家”者以及“以贩马为业”者等等，这各色人物的经营范围，有助于丰富农村市场的商品内容……小农追求富裕的思想，也具有为价值而生产的支配意识，在“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黄今言《秦汉商品经济研究》
材料二 至两宋时，国家建立了渐趋完善的商税制度，从而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民营商业的存在及其合法性，而商税也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国家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正常运行和两宋王朝赡军养兵的巨额费用。“以朝廷雄富，犹言摘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则或阙军须”。“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唐宋以来，商业镇市的崛起和繁荣所带来的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宋代设镇的标准是“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官府积极促进镇市的设置。“州县官凡有需索，皆取办于一镇之内。”
——摘编自冯芸、吴臣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两汉农村市场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两宋时期政府商业政策调整的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