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中叶后，无论是商业性农业还是民营手工业都有较大发展，商品种类与数量迅速增加，出现了全国商品大流通，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商品经济更为活跃。江南各地出现了许多著名商人集团，如徽州商人集团、江苏洞庭商人集团等。可是，当时国内投资领域狭窄，庞大的资本无法找到出路，必然要流向海上，发展私人海上贸易。中国海上贸易出现了转型期，即从传统的官方朝贡贸易逐渐演变为新型的私人海上贸易。

——摘编自林仁川《论十七世纪中国与南洋各国海上贸易的演变》

材料二   17世纪初全球贸易的中心应该是在中国，而不是欧洲。当时东来的欧洲商人，诸如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等在东亚海域贸易中的地位都只是从属于中国商人。他们在无法取得与中国直接贸易的情况下，利用在中国商人经常去的地方建立基地，把中国商人载运到那里的货物再转运到世界各地以赢利。贡德·弗兰克评论道：“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美洲白银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据支配地位。”

——摘编自李金明《17世纪初全球贸易在东亚海域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一   《旧唐书》记载：“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化。”除书籍外，亦购买其他物品。中日商人贸易则是以海船“交贸诸物”为主。唐朝近邻西方及西南方各国都派使者来朝贡，因此设立蕃坊以供其居住。《宋史》记载：“高丽、回鹘、黑水诸国，又各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我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诸货外运各国，各国物资则从丝绸之路输入中国。

——摘编自夏秀瑞、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

材料二   荷兰在国际政治上获得独立国家的地位，是依据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媾和条约（《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荷兰在造船以及航海技术上积累了优越的实力。商人积极在里斯本收购胡椒，在欧洲转卖。他们出资设立东印度公司。17世纪初，享有特权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瓦解了葡萄牙的多数权益，又以武力赶走想参与亚洲贸易的英国商人。

——摘编自【日】谷公俊等《兴亡的世界史》

材料三

——摘编自董腾《建国70年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演变与思考》

材料   北京政府时期关于《商会法》的争论商会是近代中国最早得到法律承认、由商人精英组成和领导的新式社团。1913年1月，以“联合商界，振兴实业”为宗旨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正式成立。1914年，“因奉天商会联合会干预税务条陈，总统府拟取消联合会，并严格监督各商会”，颁布《商会法》。于是全国各地商会群起反抗。

政府指出，《商会法》“既经公布，根本业已变动，凡从前部准章程不在法律所规定者，当然一律无效”。而商会人员认为若“无全国商会联合会，则各省商人只知故步自封……难言利源广辟”，《申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又当商战剧烈之时，欲谋商务之振兴，实业之发达，非有全国商界集合团体为之联络研究进行”。

根据规定，行政各级官厅对于农工商会往来公文一律用“令”“批”，这实质上是将商会贬为行政官厅的属员，是各级行政官厅“微员职皆得令之……事权薄弱，商民势必被豪官猾吏鱼肉摧崩”。《商会法》对清末成立的各省商务总会只字未提，只承认本政府管理后成立的合法商会，并裁撤各省在清末抵制美国货、收回利权等斗争中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商务分会。经过多番斗争，大总统批示同意允许其进行自我改组，在争论中，有的商会强调“商情变化，与普通行政不同”，要求仍沿袭清末的旧例，“地方官厅对于商会有保护之责，无干涉之权”。还有的商会则揭露说，《商会法》规定“商会无一事不须秉承地方长官，层递周转，前清专制尚且祛除此种抑压，民国共和竟有此变本加厉政体”。

经过多番交涉以及袁世凯欲得到商界支持，这场斗争最后以商会的胜利而告终。

——摘编自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