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材料一   明代以后，市镇在全国范围内大批兴起。广东的佛山镇到明中叶户数过万家，居民大都从事冶铁业，其铁制品远销到国内外市场，成为南方一大镇。江苏的震泽镇、盛泽镇都是因为丝织业的发达而成为丝织业市镇。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采用了拥有自由雇佣劳动者的作坊或工场。……吴江的八斥、严墓等县市旅店、酒馆等服务业发达，“其城内及四门之外皆市廛，圜闺商贾辐辏，货物腾涌”。……上海在宋时才称镇，至明时成为东南交通重镇，人口增至十几万，“襟海带口，舟车辏集”。浙江的乌镇，“当商贾之航，闽粤而漕江浙者，亦咽喉于此。人烟辐辏，环带数千家”。……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反映了乡村逐步都市化的进程，因而市镇作为城乡间的中介和过渡地带，具有显著的历史意义。

——摘编自方如金、赵瑶丹《明清市镇经济的特点与影响——以江浙地区为例》

材料二   民国时期的黄河三角洲，市镇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黄河沿岸的齐东、惠民、青城、滨县、蒲台等县因得航运之利，市镇发展就比较迅速。1904 年胶济铁路通车后，周村的商业功能逐渐被新发展起来的济南、张店等地取代。……近代以来，洋油、洋布等廉价产品的大量输入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农民为了获取这些商品，就不得不出售自己的农产品来获得资金。且产品开始向国外和国内其他区域输出，输出的品种和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经济作物棉花、花生、大豆、烟叶等种植面积扩大，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也出现商品化的趋势，如惠民县有72%的小麦用于出售。

——摘编自王爱民、李靖莉《民国前期黄河三角洲地区市镇的发育》

材料三   1979年以后，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据统计，1978—201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7%~18%之间，发展到51.27%。1978—2018年，全国城市由193 个增加到672个，建制镇由2176 个发展到21297个，且建成全国特色小（城）镇403 个，运动休闲特色小（城）镇有62个，国家森林小（城）镇有50个。1981—2017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7438平方公里增加到56 225平方公里。1988—2017 年，全部城市地区生产总值由7 025 亿元，增加至52.1 万亿元，占全国的63.0%；全国城市道路面积达78.9亿平方米，供水管道达79.7万公里，供气管道达11716 公里。

——摘编自《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发展阔步前进》

材料：1949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公房公产统一管理的决定》，该决定赋予了城镇房屋公有的性质，并规定对其进行统一管理，所以房屋并无进入市场买卖、流通的可能，导致当时在新房屋的开发建设方面，只有国家统一投资这一渠道。……国家对城镇职工收取少量的租金不足以支付房屋的维护和管理费用，……这样的政策使得城镇居民对房屋近似于无偿使用。1979年我国以西安、南宁、柳州和梧州四个城市为试点，国家统一建设房屋，允许出售新建住房。1980年4月，邓小平同志提出“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1982年政府为了鼓励公民购买公房，推出了新的措施——国家、单位和职工按“三三制”原则承担购房费用。……政府随即将改革的目标转向了提高住房租金。

——摘编自艾其茂《新中国六十年城镇居民住房保障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化最突出问题首先是环境污染，工厂的污水排放污染附近河流，城市用水卫生条件差。其次，人口迅速膨胀还带来严重的住房拥挤问题，两人以上共住一间房间从19世纪一直持续到20世纪。再次就是交通拥堵问题。更重要的是，英国在城市化变革中新的社会矛盾涌现出来，例如，社会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扩大产生极大不安定因素，犯罪率的提高也是一个普遍规律，1805—1848年英格兰犯罪人数由4605人上升到27816人。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英国，逆城市化渐成趋势，其城市化水平由1931年的80.4%减至1960年的78.44%，此后的50多年基本不再增长。

——摘编自任泽平《英美城镇化经验与中国城镇化趋势》

材料二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家用汽车的普及，英国人口开始大量向小城镇迁移，大中城市周边的卫星城镇迅速兴起。为进一步带动小城镇的发展，英国政府实施了逆城市化行动，将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向小城镇转移，以期带动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小城镇整体经济发展，缩小与大中城市的差距。随后，英国大企业总部落户小城镇也渐成趋势，例如，英国泰晤士水公司总部在斯文登小城，英国燃气公司总部设在温莎小镇。许多跨国企业也把英国总部设在了小城镇，如能源企业E.ON的英国总部在考文垂小城，丰田英国总部在朴次茅斯小城。

——摘编自许燕红《伦敦逆城市化发展“小而精”》

材料一   19世纪世界城市化进程及地区差异。

材料二   从1978年年底到1997年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7.9%提高到29.9%，年均增长0.63个百分点，是新中国成立后前29年城市化速度的2.5倍，是世界同期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1992年以后，逐步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一批陆上边境口岸城市、长江沿岸城市、内陆地区省会城市开始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小城市的数量和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开始呈增长趋势。到1997年末，有731个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和分行）分布在中国大陆的29个城市，其中700家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63%集中在北京（243家）和上海（215家）两个城市，其次是广州（61家）和深圳（54家）。

——摘编自周一星曹广忠《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材料一   镇江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这两条“黄金水道”的交汇点，又以其地处丘陵且山脉横贯的地理优势，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六朝以来，镇江作为“东南锁钥”，身为军事要塞却并不封闭，反倒孕育着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北方移民和驻军涌入使其迅速繁荣。明清时期，朝廷以漕运替代海运，镇江府漕运发展到顶峰。除了官方的漕运，地处商品经济活跃的江南地区，镇江开始作为中转商港而繁盛，沟通起各个方向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在旧府城西门外沿江沿河地带（今京口闸）附近建立起的商贸中心，即日后的西津渡奠定了开埠前镇江港埠区域的空间格局。在鸦片战争前夕，镇江虽常驻副都统一员，但多以商业和文化的繁荣闻名于世。

——摘编自陈文彬《城市节奏的演进与近代上海公共交通的结构变迁》

材料二   19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列强为了直接介入内陆的中国市场，通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开放了一批内河的通商口岸，其中就包括1858年《天津条约》中所规定的镇江的开埠。镇江开埠后，在封建势力的打压和西方资本的蚕食下，长三角地区的铁路修筑较为落后，交通结构近代化显得步履维艰。进入20世纪，随着卢汉铁路（京汉铁路）、粤汉铁路及其附属路段的兴建，中国南北运输的动脉被打通；而津浦铁路与沪宁、沪杭铁路的贯通更是彻底地改变了千年来的贸易路线，极大地影响了途径区域城市的感衰消长，镇江货物聚散码头的功能开始弱化，商业日渐凋敝。从1912年到1927年间，江浙地区的运河疏于治理，江南运河北段（即镇江段）淤塞甚多。

——摘编自张志毅《近代历史文化名城镇江概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