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世界城市化进程及地区差异。

材料二   从1978年年底到1997年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7.9%提高到29.9%，年均增长0.63个百分点，是新中国成立后前29年城市化速度的2.5倍，是世界同期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1992年以后，逐步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一批陆上边境口岸城市、长江沿岸城市、内陆地区省会城市开始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小城市的数量和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开始呈增长趋势。到1997年末，有731个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和分行）分布在中国大陆的29个城市，其中700家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63%集中在北京（243家）和上海（215家）两个城市，其次是广州（61家）和深圳（54家）。

——摘编自周一星曹广忠《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材料一   唐代的城市管理以治安和政治管理为中心，仍实行坊市制度。宋代，随着坊市制度的瓦解，此前的坊门已经废弛，街、坊地界划分已经混乱，在州府及以上城市中形成了以厢统坊的厢坊制，并出现厢坊、壁隅交错并存，行政、民事、赋役、军事等交叉管理的格局，县级城市中则主要以坊进行管理。具体职能方面，厢主要管理行政和治安。壁和隅是军事性机构，其区划与厢、坊交错，主要管理军事、防火和治安，民事则主要由州县政府管理。而坊作为宋代城市中最普遍存在的城市基层管理单位，起初具有行政管理与治安管理等职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厢坊制交叉管理使得坊作为管理单位的特点逐步淡化，成为征收赋役的基层单位，坊与巷日渐混同。

       ——摘编自寇博文、贾莹《宋代江南城市基层管理研究——以厢坊制为例》

材料二   自16世纪以来，伦敦作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城市不断扩张。面对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化，伦敦的城市形态日趋落后，城市环境不断恶化，政府消极被动的管理方式，并不能解决城市快速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1666年，伦敦大火为城市重建提供了契机。在王室主导下，依靠不断深化的经济社会变革，伦敦依据大火后的城市实际状况，折中设计师提出的重建方案，统一新建建筑规格，着重修建基础设施和标志性建筑，城市功能日趋完备，从而完成城市形态的转变。完成城市转型后的伦敦，自身活力大大提升，也引领了其他城市的建设风潮。

       ——摘编自刘聚《近代早期伦敦城市治理转型研究（1666～1720年）》

材料   18世纪以前，英国经济最发达和人口密集的地区是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18 世纪以后，人口向西北地区移动，在丰富的煤矿产区，出现了新的工业中心。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写道：“人口也像资本一样地集中....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这些工人须住在近处，甚至在工厂的近旁，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于是村镇就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资本家和工厂主为获取廉价原料、劳力和销售市场，赴乡村不断建设新厂，围绕这些新厂不断形成新的工业城市，它们在旧的工业城市周围接二连三地聚集起来，形成了工业城市带。由于大工业的发展需要新的交通工具，在交通沿线也形成了一系列独立的城市。这一时期的城市化依托于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引起了城市功能结构的变化，破坏了原来脱胎于封建城市的那种以家庭经济为中心的城市结构。同时，资本家、地产商大量的以谋利为目的出租空间。城市中劳动人民居住条件恶化，形成贫民窟；而资产阶级在环境较好的地区建造舒适的高级住宅别墅。当然，城市的盲目扩展、城市化的无序开展，也造成了城市布局的混乱，形成大量的、紊乱的人流、物流，造成车辆剧增和交通堵塞。

——摘编自 郭笑撰《西方城市化理论、实践与我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