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年）的伦敦是最早出现近代贫民窟的城市之一。1851年，英国成为首个城镇化率突破50%的国家，作为英国首都的伦敦，是全国制造业中心与主要贸易港口，吸引着全英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就业人口。同时，圈地运动导致大量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被迫进城务工，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很低。当时英国市场经济并不稳定，许多工厂雇有大量的临时工与季节工。伦敦高昂的房租和物价水平远超其他城市，1850-1880年，伦敦市中心普通住房的租金价格几乎翻了一番。政府中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活动中的自由竞争能解决所有问题，这导致政府更愿意将住房问题交给市场去处理。于是，大量非熟练工、临时工、季节工与失业群体只好搬进过度拥挤、卫生状况恶劣但租金相对较低的居民区生存，而这些居民区也随着人口密度的不断增长逐渐成了贫民窟。

——摘编自高舒琦《19世纪英国伦敦贫民窟更新及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新加坡是一个地狭人稠的城市国家。住房问题上，新加坡拥有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两大体系，其中，以“组屋”为代表的保障性住房始终占据主体地位，而商品房占比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降至不足1%。早在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便大规模兴建公共住房。1966颁布的《土地征用法令》规定，政府有权征用私人土地用于国家建设，这保证了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所需的土地。组屋售价由政府根据中低收入群体的承受能力而不是成本决定，建设组屋的亏损由财政补贴。政府还限制居民购买组屋次数，更不允许以投资为目的买房。1994年，政府还推出住房特别援助计划，以各种形式向国民提供住房补贴，使组屋价格始终保持在普通居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20世纪90年代后期，组屋开始呈现供过于求的状态。

——摘编自郭伟伟《“居者有其屋”——独具特色的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及启示》等

材料   从1978年年底到1997年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7.9%提高到29.9%，年均增长0.63个百分点，是新中国成立后前29年城市化速度的2.5倍，是世界同期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1992年以后，逐步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一批陆上边境口岸城市、长江沿岸城市、内陆地区省会城市开始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小城市的数量和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开始呈增长趋势。到1997年末，有731个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和分行）分布在中国大陆的29个城市，其中700家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63%集中在北京（243家）和.上海（215家）两个城市，其次是广州（61家）和深圳（54家）。

——摘编自周一星曹广忠《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材料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在工业全球化时代形成了以工业化国家为“中心”，落后的农业国家为“边缘”的世界经济格局。在中心和边缘的交往、运作中，介于两者之间生长出一种“半边缘”的社会经济形态……确立“半边缘”市场是列强实现“中心—边缘”世界体系的重要战略。为了建立和维护“半边缘”秩序，资本主义列强对上海这个“半边缘”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一方面健全“半边缘”秩序，另一方面有意无意地遏止“半边缘”向“中心”或“亚中心”发展。

——摘编自樊卫国《上海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1870-1941》

材料   近代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形成，有力地改变了西方社会中传统的社会状况和生活结构，使有史以来的以农业为主要职业和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出现一个大的转变。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徙，祖祖辈辈从事于农业生产的农民，迅速的转向各种工商业工作，新兴的工业城市不断涌现。工业革命推动了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到来，因此，城市化是近代工业化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摘编自郝宏桂《城市化与近代西方的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