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是成也贸易败也贸易。由于岛国城邦的更迭，地理位置和体制，早期形态的城市是防御为主；但是城市本身跟随贸易和工商业自发生长，城市或者城邦的存亡更选并不影响人民的富足安定。不同于欧洲地缘城邦和自由贸易的社会模式，中国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隔绝，相对安宁的延续了几千年的血缘宗亲和封建帝制统治，城市布局一直遵循天圆地方、阴阳五行、尊卑有序的文化指导思想，反映在城市平面形态上就是主座居中，左右对称的轴线布局手法。在实际的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如山地、水乡，虽有一些变异，但也尽量遵循这一主导思想。
——摘编自张延生《中西古典理想城市的形态比较》
材料二 关于通商口岸城市形成中的传承与创新，费正清着重强调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另一批学者则认为中国城市发展源于中国传统城市内部结构。建筑风格呈现中西合壁的特色，布局呈现中国传统建筑空间与近代化街道空间的结合。通商口岸城市选址时倾向于远离老城区之处，以环城道路代替封闭性城墙。从全国口岸城市来看，西北城市依山布局，江南城市临水设街，平原城市平缓开阔，沿海城市随海就势。城市出现工业区、工业居住区、物流区、集体住宅、商业区、行政区、娱乐区等新的功能分区，并不断向城市郊区或外围乡村扩展。
——摘编自《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平面形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影响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城市布局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布局特点。
材料一 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城市工作的中心环节，“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对上海的发展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上海积极调整工业结构，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大对重工业投资，对其投资占工业建设总投资的74.5%。通过接管国民党政府的商业、贸易管理机构和官僚资本主义商业、贸易公司，建立起来的国营商业机构，不断加强对货源和市场的掌握。上海还有计划、有步骤地疏散人员，逐步减少城市人口。疏散途径主要包括：动员大批难民和失业群众回乡生产、到皖北黄泛区与苏北盐垦区垦荒生产。
——摘编自张励《试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城市功能的转型》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来，中国城市的外观和格局、城市生活的内涵等，都发生了令人惊奇的迅速改变。城市化过程中，许多农民进城务工；进入大学的农民子女毕业后，许多人在城市找到了新的职业；由于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减少，第二、三产业则逐步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北京、上海等城市有向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在全国范围内，从北到南还形成了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这些经济圆实际上也是一个城市群。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城市化对应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过渡。——摘编自王鸿生《中国城市发展的四个阶段和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为推动上海城市发展所采取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一
工业革命始于英国，因而英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城市化的国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19世纪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很快，一大批工业城市，如格拉斯哥、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纽卡斯尔等迅速成长起来。从1801—1851年的半个世纪里，英国5000人以上的城镇由106座增至265座。城镇人口比例由26%增至45%，到1900年上升至75%，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
——摘编自萧国亮、隋福民主编《世界经济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到19世纪末是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主要在沿海沿江部分地区进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人口明显增加，全国城市（城镇）人口从1843年的2070万人，增至1893年的2350万人，从占总人口的5.1%缓慢上升至6.6%。进入20世纪初后，随着近代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进入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初步发展阶段，城市人口（主要是通商口岸城市）以3.5%到9.8%的年增长率增长，大大超过之前的0.4%至0.5%的人口年增长率。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新的城市也不断涌现，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到1915年，人口在10万以上的大中城市达到43个，其中开埠城市22个，占总数的51.1%。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的不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呈现出不同特点的原因。
材料一 在伯明翰和布雷德福这些城市里，工人住房都是背靠背盖起来的。所以，在每一层住房里，四间房间中有两间房间是空气和光线不能直接进入的。除了两排房屋之间有勉强能通过的过道外，再也没有其他空地。在曼彻斯特，根据当地警察局1841年的调查，大约有109处宿夜处，那儿不分男女都睡在一间房间里，还有91处乞丐宿夜处。1843一1844年，在曼彻斯特的一个地方，7000位居民仅有33个厕所。在利物浦，每6个人中就有1个人住在“地窖”中。在其他大多数港口城市，情况也差不了多少。
——摘编自[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
材料二 利物浦市政会于1840年颁布《关于调整利物浦房屋建筑的条例》，于1842年颁布《利物浦建筑法》，对居民住房和建筑物提出要求。从1860年开始，市政府利用市有地产建造住宅。后来，市政府根据地方条例和国家立法，不断查封坏的杂院房屋，开列不卫生地区名单，并征购坏房屋进行拆毁。到19世纪80年代，利物浦每幢房屋的平均居住人数不到6个人。市政府成为一个大房产主，在1855年时拥有公寓房屋400多幢，到1909年时拥有公寓房屋2000多幢。到19世纪80年代，其他城市的住房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曼彻斯特、普雷斯顿等北方纺织城镇，以及利兹、设菲尔德等有代表性的工业城镇，房屋的平均居住人数都在5人上下。
——摘编自任其怿、吕佳《从住房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看近代英国的城市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中期英国城市住房问题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归纳英国政府应对城市住房问题的主要举措，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社区重新进入政府的决策视野，积极的公民权利和社会融合成为公共政策的主旋律。“政府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积极推进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政府对社区服务的投入急剧下降。”“政府逐渐从服务供给的垄断者身份转变为服务购买的最大雇主，形成了以社区为依托的社区照顾政策。”发达国家的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得以扩大，在美国发展出一些以发展经济为重点的“社区发展公司”……在英国，一些社区志愿者组织相继出现，陆续进入社区治理领域。
——摘编自吴晓琳、郝丽娜《“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考察》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发生很大变化。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扩大了居委会职能，居委会可根据需要自行设立各种工作委员会。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以及大量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区式管理”成为城市管理新的模式。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颁布，标志着社区建设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方向。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之外，社区还出现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社会非营利性公益组织为代表的新兴组织。通过居民会议议事协商和民主听证等形式，社区各类主体都可以平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民主决策。
——摘编自朱汉国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城市基层治理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基层管理呈现的主要特点。
材料一 希腊人的城市规划以市场为中心，几何形状为轮廓，内部街道呈网格状分布的基本布局已然成型。在此背景下，棋盘式的城市布局在雅典的推广下日臻完善，在希腊化时期得到广泛传播，最终形成了欧洲现代城市的基本要素。
——摘编自刘峰《建构“理想国”：古代希腊城邦制度与城市规划的兴起和发展》等
材料二 伦敦在19世纪后半叶集中了1/6的人口，城市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片工业区、仓库码头区、工人居住区，城市的公共区域和公共建筑被大量挤压，布局越发混乱。进入二十世纪后，伦敦当局在周边规划一些卫星城市，并用铁路将它们与伦敦联系起来，从而迁出了一些人口与产业。与此同时，钢铁的产量大增，钢铁构件大量用于建筑，电梯的速度也大大提高，城市往立体方向发展，提高了土地的单位人口容积率，也为公共区域的建设腾出了一些空间。
——摘编自罗小未《外国近现代建筑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希腊城市规划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伦敦城市布局混乱的主要原因，并总结伦敦后来改善这种混乱局面的举措。
材料一 中世纪早期，教会认为黑暗是撒旦在地球上的邪恶领地，魔鬼拥抱黑夜，与基督的王国为敌。欧洲城市普遍实行宵禁，行会禁止工匠开夜工。从近代开始，人们对黑夜有了新认识。基督教文化认为黑夜不再仅仅是恶的象征，也是一条通往神灵的路径。16世纪，赌博、跳舞等晚间娱乐活动已是宫廷贵族日常生活。17世纪中后期，城市普通市民也开始享受夜晚生活。进入19世纪，夜生活的时尚潮流已势不可挡。巴黎最有特色的夜生活在拱廊，夜晚的拱廊遍布汽灯，灯火辉煌，是巴黎最大的购物场所。剧院、俱乐部、音乐厅、赌场、酒馆是夜生活的主要场所，数量迅猛增长，甚至24小时开放。一些城市不再夜晚关闭城门，夜生活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交生活。
——据俞金尧《资本扩张与近代欧洲的黑夜史》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欧洲市民夜间生活的变化趋势，并分析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材料二 欧洲人对夜晚态度的变化也带来了夜间劳动的普遍化，有学者估算，1800年时，伦敦人的睡眠时间平均只有6.5个小时。经过劳工与雇主的反复博弈，到1919年，欧美大多数国家基本实现了8小时工作制。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夜班工作制，逐渐推广开来。采用8小时工作制的行业和企业，无一例外地采用了两班制或三班制劳动，把整个夜晚都纳入劳动时间，夜间劳动从此成了劳动制度的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起先是从空间上不断向外扩张，随后又逐渐地从时间上侵蚀黑夜。夜生活是资本的杰作，而夜班生产是资本对黑夜的占领。
——摘编自俞金尧《资本扩张与近代欧洲的黑夜史》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史实评析“夜生活是资本的杰作，而夜班生产是资本对黑夜的占领”。材料一 公园产生于18世纪末的欧洲，19世纪开始在美国流行，此后相继出现森林公园、国家公园等多种类别。国内最早提及森林公园的报刊是1905年留日回国学生主持的《大陆报》。晚清出使人员已观察到西方各国城郊广设园林，并“讲求种植之法”。1919年，留美归国后即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的孙科撰写《都市规划论》，在其领导下，广州市自1921年成立市政厅以来，积极筹设市内公园、添植树木。自1931年起，国民政府先后三次下令全国主要城市筹建森林公园、栽植树苗。同年7月，北平市政府令社会局核查适宜之地，后协商在天坛、先农坛、日坛、地坛设森林公园。在民初市政改革期间，其中几处已先后设为公园，均向市民开放。在时人看来，国民政府在城市内外的植树造林运动，大体是“说而不行，行而不远，敷衍门面”，故常有“年年植树，无日成林”之叹。
——摘编自左承颖《“森林”进入城市：民国时期森林公园筹设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森林公园作为国有林场的“林副产业”而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森林公园的诞生便是国有林场对经济利益追逐的结果，这样的价值导向直接指引森林公园走上了旅游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将经济利益作为追逐的首要目标，相关建设也都以旅游产业“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为导向，表现出明显的旅游目的地的特征。1998年，林业发展战略转型后，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开始推动森林公园建设与地方发展规划的有机融合，森林旅游博览会和森林旅游节等节庆活动的举办，推动森林公园逐渐融入老百姓的生活。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森林公园作为“满足人们生态文化需求的一项重要社会事业”和“自然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提出并开始付诸实践。进入新时代，进一步强化了森林公园“禁止开发区域”和“自然保护地”的性质，森林公园的自然保护地属性基本确立。
——摘编自王娜《中国森林公园近40年发展的嬗变逻辑与实践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时期森林公园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森林公园的嬗变路径，并综合上述材料分析近代以来影响中国森林公园建设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唐末五代频繁的战争及其对城市正常生活秩序的破坏，对强有力的治安管理机构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厢制便顺应这种形势出现了。自宋至元，城市行政建制在初立之时，出于治安管理的需要，主要表现为军事治安功能，如厢制。但在制度的逐渐完善过程中，兼具了民事职能，直到最后演变为以民事功能为主的城市管理机构，比如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这些机构起初的军事治安功能逐渐弱化，后由新的机构来承担。在建制城市周边地区形成了由京县、畿县，或由附郭县和县组成的区域行政体系。
——摘编自韩光辉《论中国古代城市管理制度的演变和建制城市的形成》
材料二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上海于1911年11月3日光复，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发布命令将晚清成立的城自治公所“改定名称为上海市政厅”，并推举产生了“市长”“副市长”，“市”在上海已经成为一种行政建制，而且城市管理机关也不同于以往。在广州“市”的观念也在不断推广。1921年2月15日由孙科主稿的《广州市暂行条例》公布实施，明确规定“广州市为地方行政区域，直接隶属省政府，不入县行政范围”，市行政范围包括管理城市财政、交通、市政、治安、卫生、教育、资产、人口等。孙科被委任为广州市市长，1921年2月17日，孙科率属员就职，广州市第一届政府开始运行。自此，中国城市建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在沿途克复的各大城市中建立了市政管理机构，大体以广州市的模式为参照。
——摘编自崔庆仙《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制度改革与创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元时期城市行政管理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初年中国城市行政管理发生的新变化。
材料一 1927—1937年，住在城市中的武汉民众的境遇和条件千差万别。交通工具新旧并存，不仅给民众出行提供了多种选择，更拓展了人们都市生活的时空观念。传统的泡茶馆、西来的跑马和电影则是市民奔波生计之余的消遣和休闲。此时，武汉城市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现代性品格，但在日常生活领域，对于传统的固守依然存在。社会转型的力量将现代和传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近代武汉社会生活的画面。
——摘编自胡俊修等《近代武汉城市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品格和传统性固守（1927—1937）》
材料二 1934年，毛泽东主要从支持和赢得革命战争的视角来思考党内、苏维埃政府如何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毛泽东把建立具有集体经济性质的合作社作为制度前提，通过建立新的金融制度、开展反剥削的商业斗争和开办专业技术学校，全面关心群众生活，解决劳动力和耕牛缺乏的问题，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工业品的需要，此外还向群众教授手工艺术和工业技术。
——摘编自严九发《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论述及实践探析》
材料三 土地革命时期，为了切实保障中央苏区农民的生活，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给农民提供生产资料，确立农民土地所有制；拓宽收入渠道，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恢复市场，保护私营工商业发展；成立中央苏区革命互济总会，开展社会救济，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摘编自高汝伟《论中央苏区保障农民生活的政策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社会生活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支持改善民众生活的原因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