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代是江南市镇的发展繁荣时期。各地市镇的大小规模不一，仅常熟一地就有大小八十个市镇。绝大多数市镇都在河道畅通的地方夹河为市，市场都在河道两边与跨河桥畔。市镇发展较快的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如嘉定县“居民以花布为生，男耕女织冬夏无间，昼夜兼营”。大量的布匹成为市镇交易的重要商品。而苏州、湖州的一些市镇则与丝织业发生密切联系，如南浔是湖丝的著名产地，吴江的盛泽、黄溪都以丝织品著称全国。

——摘编自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

材料二   从16世纪至18世纪初，英格兰地区的市镇增至700个。为了保证各农户能够进行日常的剩余农产品交换，各镇的集市日子都彼此岔开、互不重叠。在工商业发达的地方还兴起了一批工业集镇，它们一般出现在集市或港口所在地或是水流充沛、落差较大的河谷地区。它们的经济以一项或多项手工业长足的专业发展为特色，同时又对乡村工业的初级产品进行高级加工。市镇还承担起向外输出本地商品和调进原材料的职能。到工业革命前夕，这些城镇都拥有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专市，如粮食市场有九十六个之多，纺织原料及产品（以毛纺织为主）的专市有五十多个。

——摘编自杨杰《英国小市镇与乡村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材料一 近代以来的都市，很多偏在沿海一带，且多以外国经济势力作中心，甚至被划定了许多租借区域。如天津、南京等城市，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超越行政疆域界线，与山东、湖北、江苏、浙江等地城镇发生唇齿相依的经济联系。天津开埠后，很快由一个拱卫京师的军事重镇一天津卫和漕运枢纽、芦盐供应地，一跃而成为摆脱京畿附属地位的华北地区经济中心。从19世纪4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全新的海港城市兴起了，如香港和汕头，其他港市也有惊人的发展，最引人注目者为上海，长江下游的城市体系得以重建。

——摘编自涂文学《外力推引与近代中国“被城市化”》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中国工业底子薄弱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国家确定了工业优先、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这一时期，为了给工业和城市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国家限制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转移，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严格户籍管理、实行进城农民遣散制度等。一方面，这些政策让农村和农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一五”计划的科学制定和实施，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

——摘编自王勇《我国新型城镇化模式转变：从单向发展走向双向均衡》

材料一   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将城市近代化建设视为建立现代国家之举，仿照西方改良城市理念，初步圈定广州“市区”范围，开启了近代城市规划建设。1918年，设立广州市政公所，城市规划逐步转向以市区道路、公园和市场为主体的整体布局。1921年，广州建市。在孙中山《建国方略》理想规划蓝图的指引下，市政府开展了行政城市规划的多方面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全国城市近代化的典范。

——摘编自韩雁媚等《广州市建制前后规划建设实践分析》

材料二   自1959年实现自治以来，新加坡从“贫民窟”发展成当前的世界城市，城市更新为其成功转型提供了有效支撑。60年代初期，政府成为最主要的公房开发者，成立建屋发展局和规划局，通过《住房与开发法》《规划法》及其修正案等。

1971年，新加坡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颁布首个概念规划，提出“建成花园城市和公共城市”的发展构想。80年代以来，新加坡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开发成为主流方式。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加坡跃升为全球城市联盟的一员，政府更加注重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城市更新治理体系，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任荣荣《新加坡城市更新的阶段性特点及启示》

材料一   宋人所言：“耕织之民，以力不足，或入于工商”“今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梦粱录》记载临安“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因此，宋政府不得不将城市中非农业人口定为坊郭户而单独列为户籍。

——摘编自郭学信《论宋代城市发展的时代特征》

材料二   回顾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以1978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49年至1978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化发展时期，1979年至今是市场经济取向下的城市化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又以1958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至1958年，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及工业化的发展时期，也是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的时期。1958年到1978年是我国城市化停滞、倒退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为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从1979年到1998年，城市人口由1.84亿增加到3.79亿。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城市布局渐趋合理，城市化开始逐渐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摘编自李军等《新中国城市化发展历程探析》

材料一   1853年小刀会攻陷上海县城，大批华人涌入租界，打破了“华洋分居”的禁例，形成“华洋杂居”格局。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沪各国侨民总数已达1.5万余人。1942年达到8.6万余人。他们大多数从事工商业等经济活动。1852年上海总人口为54万余人，到1936年增长到380余万。这380余万人中至少有255万人属于由外地迁入带来的机械增长。

——摘编自艾萍《近代上海城市化特征初探》

材料二   天津开埠后，其租界面积相当于旧城区的8倍。此前中国的城市发展通常因政治和军事展开，中心地区多是以官府衙门、庙宇和祭坛为中心，天津的空间布局明显呈现出了商业化的特点。1891年到达天津的轮船为672艘，吨位为507464吨，是1861年轮船数的6倍、吨位的19倍。天津“车驴轿马，彻夜不休。电线似蛛网，路灯列若繁星。制甚得法，清雅可观，亦俨如一小沪渎焉”。19世纪末，天津的社会治安一片混乱，天津衙门根本无力控制住局面。

——摘编自刘清越等《天津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近代转型》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大批徽商纷纷将资产转到上海，许多徽州人寓居沪上，不再回乡。19世纪80年代后，更多徽州人陆续来到上海，“挚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他们有的在上海地区的城乡村镇集市从事贸易活动，有的则以上海为贸易基地而进行长途贩运、转销活动，还有在上海当学徒的。据《上海地方史资料   》（三）记载：开埠前后，徽商在上海的经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可算是徽州人、宁波人、本帮人以及山西、广东和绍兴人，形成所谓‘帮口’”。可见当时徽商在上海已然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商帮。

材料二   近代，徽商的“盐、典、茶、墨”虽然在特定的背景中曾一度得到发展，并在经济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从总体趋势来看，由于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进入近代后的上海徽商在一些传统行业的优势开始式微，其势力己不可与以往同日而语。徽馆原来在上海市场也十分有名，但到光绪季年，徽馆也由于经营方式守旧而衰落了。徽馆在此之前在上海的经营占有重要地位，顾客类多上流中人，后因为牢守旧习，不知发展，到此时几乎不能列于酒肆之列了。同样，旅沪徽商经营的其他行业亦均因经营囿于传统，墨守成规而在清季一一式微衰落了，代之而起的则是宁波商人、绍兴商人和洞庭商人等其他客籍商人。

——以上材料摘引自蔡玲存《徽商的近代发展与式微——以其在上海的活动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