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园产生于18世纪末的欧洲，19世纪开始在美国流行，此后相继出现森林公园、国家公园等多种类别。国内最早提及森林公园的报刊是1905年留日回国学生主持的《大陆报》。晚清出使人员已观察到西方各国城郊广设园林，并“讲求种植之法”。1919年，留美归国后即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的孙科撰写《都市规划论》，在其领导下，广州市自1921年成立市政厅以来，积极筹设市内公园、添植树木。自1931年起，国民政府先后三次下令全国主要城市筹建森林公园、栽植树苗。同年7月，北平市政府令社会局核查适宜之地，后协商在天坛、先农坛、日坛、地坛设森林公园。在民初市政改革期间，其中几处已先后设为公园，均向市民开放。在时人看来，国民政府在城市内外的植树造林运动，大体是“说而不行，行而不远，敷衍门面”，故常有“年年植树，无日成林”之叹。

——摘编自左承颖《“森林”进入城市：民国时期森林公园筹设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森林公园作为国有林场的“林副产业”而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森林公园的诞生便是国有林场对经济利益追逐的结果，这样的价值导向直接指引森林公园走上了旅游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将经济利益作为追逐的首要目标，相关建设也都以旅游产业“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为导向，表现出明显的旅游目的地的特征。1998年，林业发展战略转型后，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开始推动森林公园建设与地方发展规划的有机融合，森林旅游博览会和森林旅游节等节庆活动的举办，推动森林公园逐渐融入老百姓的生活。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森林公园作为“满足人们生态文化需求的一项重要社会事业”和“自然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提出并开始付诸实践。进入新时代，进一步强化了森林公园“禁止开发区域”和“自然保护地”的性质，森林公园的自然保护地属性基本确立。

——摘编自王娜《中国森林公园近40年发展的嬗变逻辑与实践启示》

——摘编自谭刚《重庆城市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与抗战精神动员》

材料一 中国近代以前，东北地区开发较晚，城市化进程缓慢。从 1904 年开始，清政府鼓励移民开发东北，实施移民优惠垦荒政策，大规模移民进入东北，民国时期更是形成规模。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以及近代交通业、近代工业的发展和港口的兴建，东北地区相继兴起一大批新城镇，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城市体系初其雏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大对东北的开发和巨额资金投入，客观上促进了东北城市迅速发展，但东北城市的发展是以经济的被掠夺为代价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在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东北地区的城市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到 1941年，东北大都市有沈阳、哈尔滨、长春等16处，小都市172处，另外还有一些小城镇，共计 312 处城镇。

——摘编自荆葱兰、张恩强《近代东北城市化进程中的关内移民》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东北雄厚的基础，“一五”期间，国家建设了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有1/3放在了东北。从投资额来看，东北占44．3%，接近一半。东北地区成为了共和国重点布局地区，也就是成为了我国工业发展的龙头、东北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并走在了国家前列。

——摘编自姜妮伶《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研究》

材料   19世纪80年代，康梁等人上书指出：京师沟渠“塞淤不通”，街道“臭秽都蒸碍“兆民之卫生”，同时也会惹“外人之非笑”。1898年，光绪发谕饬修京城街道，随后官员纷纷上奏陈言涉及街道改造的机构、人员、办法、技术、设施、资金等。同年9月，慈禧再次垂帘听政后改造街道之事戛然而止。至次月，总理衙门才同意先从“各国使馆洋人日常往来之地”开始修路，后次第续议兴修城内外其他街道。在修路上则以土路为基，上铺碎砖石渣加灌灰浆，逐层追压到底，街旁则修水沟二道，既保留了原来的中式石路，又参照租界的马路型制。虽有反对修路之声，总理衙门解释道：“今若遽议停罢，不惟失信多人”，而且若各国驻华公使“得据以为中国不能自办之证，必至复行立会，张议代修“抽铺捐、设洋捕，种种室碍之事，恐因此而生”。至1911年，北京城共修马路约舍48里，大街中央原来凸出的御道在平整后消失。同时，清政府先后设立了工巡局、民政部等负责管理道路，城市排污、公共卫生、街道设施、交通工具等也随着道路的修整而革新。

——摘编自杨剑利《清末北京街道改造的兴起：论争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