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代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医学博士，平时在地方巡医治病救人的同时进行医学教育，唐玄宗时期制定《广济方》，要求地方官员将其中常用的药方抄写下来，张榜天下，便于在疫情暴发时照方抓药，及时治疗。唐代政府设坊隔离，各州县设立“病人坊”，对病人收容、隔离、治疗，有效切断传染源，集中力量救治病人。唐代各级政府要求及时掩埋因疫致死尸体，禁止病人家属乱抛尸体，督促和鼓励家人将死者掩埋，有效防止通过尸体的疾病传播。

唐代中央政府会在暴发疫情之后调拨粮食发给地方或开放义仓赈济灾民，同时酌情针对灾情大小减免当地百姓的赋税，用以安抚民心维持社会稳定⋯⋯《册府元龟》中记载：“其有一家长大者皆死，所余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至夭伤，长吏勒其近亲收养，仍官中给两月粮，也具都数闻奏。”官府规定了对遗孤的近亲收养制度，而且会予以补助两个月的口粮，用以保障这些遗孤。

——摘编自代有利《唐代防疫体制及启示》

材料一   中世纪欧洲最早的一次鼠疫发生在6世纪的查士丁尼帝国。14世纪的欧洲战争频繁，加之粮食歉收，助推了“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据记载，该病最初流行于亚洲内地，后经君士坦丁堡延至意大利、法国，14世纪中叶又传入英国、德国乃至俄罗斯，夺走欧洲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引发劳动力工资增长、货币租税形成以及采邑制度和契约义务的瓦解。在14世纪，该病在西班牙先后爆发了6次，在意大利爆发了3次；14~17世纪里，在法国爆发了6次。至1720年，马赛暴发的鼠疫，则是欧洲最后一次鼠疫。至20世纪，随着青霉素等药物出现，鼠疫才被人们制服。对于鼠疫，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 “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凑着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连信仰虔诚的教士也接连死去。”这不仅使得怀疑论兴起，还引发人们对人生的重新思考。

——摘编自高玉宽《中世纪欧洲鼠疫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1920~1921年，东北鼠疫肇始于海拉尔（位于呼伦贝尔草原），当地旱獭是病菌的主要携带者。此时恰逢俄境动荡，沙俄白军“纷纷东窜，我境满海各站，俄兵充塞街衢”，车站秩序混乱。部分居民害怕被检查，发病时不敢报告，病死后或弃尸荒野，最终鼠疫经由铁路蔓延至东北全境乃至境外。面对疫情，奉天政府则颁布《各省区筹赈办法大纲》将救灾款项交由地方解决。疫情爆发后，哈尔滨防疫医院院长伍连德提出：“由华人力求清洁，自为预防”的建议，后亲赴海拉尔调查，通过化验确证为肺疫菌（鼠疫），并公布其病理及治疗方法等。政府则设立防疫总处，统计病例，并出版防疫日报，专门报道鼠疫的流行情况、政府的防疫措施。政府还发布了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汤等供居民购买或配置。社会大型医疗机构对染疫患者进行收容及治疗，民间的个体医生也开门为鼠疫患者进行诊疗。此外，官商居民“不待警界之传谕，已各严行防范，均于住室、街道，满垫石灰”。

——摘编自梁坤莲《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

8 . 殷商甲骨文中有卜问枣水治疟的记载，《神农本草经》载：“牡蛎味咸平，主伤寒寒热”，《伤寒杂病论》载有百合鸡子汤方，此类史料甚多。这表明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