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欧洲最早的一次鼠疫发生在6世纪的查士丁尼帝国。14世纪的欧洲战争频繁，加之粮食歉收，助推了“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据记载，该病最初流行于亚洲内地，后经君士坦丁堡延至意大利、法国，14世纪中叶又传入英国、德国乃至俄罗斯，夺走欧洲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引发劳动力工资增长、货币租税形成以及采邑制度和契约义务的瓦解。在14世纪，该病在西班牙先后爆发了6次，在意大利爆发了3次；14~17世纪里，在法国爆发了6次。至1720年，马赛暴发的鼠疫，则是欧洲最后一次鼠疫。至20世纪，随着青霉素等药物出现，鼠疫才被人们制服。对于鼠疫，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 “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凑着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连信仰虔诚的教士也接连死去。”这不仅使得怀疑论兴起，还引发人们对人生的重新思考。

——摘编自高玉宽《中世纪欧洲鼠疫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1920~1921年，东北鼠疫肇始于海拉尔（位于呼伦贝尔草原），当地旱獭是病菌的主要携带者。此时恰逢俄境动荡，沙俄白军“纷纷东窜，我境满海各站，俄兵充塞街衢”，车站秩序混乱。部分居民害怕被检查，发病时不敢报告，病死后或弃尸荒野，最终鼠疫经由铁路蔓延至东北全境乃至境外。面对疫情，奉天政府则颁布《各省区筹赈办法大纲》将救灾款项交由地方解决。疫情爆发后，哈尔滨防疫医院院长伍连德提出：“由华人力求清洁，自为预防”的建议，后亲赴海拉尔调查，通过化验确证为肺疫菌（鼠疫），并公布其病理及治疗方法等。政府则设立防疫总处，统计病例，并出版防疫日报，专门报道鼠疫的流行情况、政府的防疫措施。政府还发布了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汤等供居民购买或配置。社会大型医疗机构对染疫患者进行收容及治疗，民间的个体医生也开门为鼠疫患者进行诊疗。此外，官商居民“不待警界之传谕，已各严行防范，均于住室、街道，满垫石灰”。

——摘编自梁坤莲《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

6 . 殷商甲骨文中有卜问枣水治疟的记载，《神农本草经》载：“牡蛎味咸平，主伤寒寒热”，《伤寒杂病论》载有百合鸡子汤方，此类史料甚多。这表明中国（     ）

材料一   秦时，始皇帝为了追求长生不老，“悉招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即使焚书坑儒时也“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使得先秦的医学成就不至于毁于一旦。《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为了稳定社稷，西汉政府施行保育保婴、养老及稳定民生的政策，为此方术备受推崇。西汉中期，统治者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对工商业者的限制政策，使得已被纳入“工”阶层的医者地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治人”为本、“治物”为末的思想极大地制约了医学的发展，但是西汉仍是我国医学发展的重要时期。

——摘编自李晓芳《西汉医学的发展及其成就》

材料二   宋代皇帝对医学之重视，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文臣武将也多关注，如欧阳修、王安石、富弼等都参与到古医术的整理工作中。至北宋校正医书局刊印医书后，对于各种临床及伤寒学研究的专著增多。《宋刑统》中有关于医德、医疗事故、民众医药、饮食卫生、卫生保健、囚犯医药卫生管理等医事管理都制定了惩处的法规，是医疗领域的一大进步。根据政府规划，中央设置翰林医官院，地方州郡设医官制，并创办太医院和地方机构负责医者教育与培训。此外，还设有国家药政机构和官办药厂和药店，将药物列为专卖品。在医疗救助领域，官办的福田院、漏泽园等医疗慈善机构也极大地提升了两宋的医疗水平。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成为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推动了古代解剖学、病因学等科学的发展。

——摘编自傅维康《中国医学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