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一位博览群书、好学勤思、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伟人，历来重视、研究和传承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录堂》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说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便对中西医学进行比较研究，认识到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各有所偏，医理各有特点等。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摘自侯俊智主编的《博览群书的毛泽东》

材料一   欧洲中世纪流行病传播猖獗，其中以鼠疫、麻风等为最盛。麻风在13世纪最为猫辄，在欧洲平均每400人中就有一患者，后经严格隔离才停止蔓延，这促进了欧洲医院的设立。1346年欧洲鼠疫大流行，促使威尼斯港口设立检疫，以后的伦敦、巴黎等也颁布了一些防止传染病的法规。中世纪医学基本上由僧侣掌握，只有他们懂得拉丁语，保存了一些古代传下来的医药知识，他们为病人看病，也替病人祈祷，发展成所谓的“寺院医学”，他们把治愈与“神圣的奇迹”联系在一起。

——摘编自赵秀荣著《西方医疗社会史》

材料二   17世纪中叶荷兰的莱顿大学开始实行临床教学并取消宗教派别的限制，吸收了不少外国学生。到18世纪，临床医学教学兴盛起来，莱顿大学在医院中设立了教学病床。16世纪，中国已用人痘接种来预防天花。18世纪初，这种方法经土耳其传到英国，詹纳在实践中发现牛痘接种比人痘接种更安全。他的这个改进增加了接种的安全性，为人类最终消灭天花作出贡献。德国人弗兰克（1745～1821）写成《医务监督的完整体系》，其中就谈到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很多问题。同时，还有人呼吁改善监狱卫生、解放精神病人。但这类活动主要是个人活动，直到19世纪，政府才逐渐重视这些问题。

——摘编自【英】基尔·沃丁顿《欧洲医疗五百年》

材料一   中国传统医学的身体检查是基于医者取像类比推求而得，与之相关的身体观与天道循环运行、生生不息的宇宙自然观相应，这完全不同于西方解剖学形态。至近代中国，西方身体检查模式传入中国，全体国民的身体素质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健康结合在一起，开始在西方医疗和公共卫生的标准下被评价。1903年，《湖北学报》和《江苏(东京)》分别刊载《简便国民教育法》和《教育之基础在于身体》，强调对学生入学后进行身体检查。1928年，体检在中国不同领域陆续有所体现，民国著名学者黄传霖在专著《身体检查学》中列出了身体局部检查、预防接种施行之前检查等12项身体检查种别。同年全国有了统一的卫生行政体系。1931年又出台了关于从业人员体检的《应考人体格检验规则》。此后，国民政府逐渐在技术和制度安排上实现对不同人群的统一体检。

——摘编自王瑶华《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做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部署，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2020年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达到12083个，基本形成了以各级疾控中心和各级专病防治机构为骨干、医疗机构为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的疾控工作网络等。深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系统改革，持续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截止2021年底，基本医疗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同年，60余种罕见病药品获批上市，40多种罕见病药品纳入医保。

——摘编自庄琦《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行动的成就与经验》

材料：1929年中央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激起了全国中医界的抗争。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主编张赞臣等发表《医药团体对中卫会取缔案之通电》，强调中医对中华民族的生命延续以及人口兴盛功高绩伟，指责余云岫等提案是“反动性专制式之怪议案”，是为“帝国主义者辟一医药侵略之新途径”，“西医主张废置中医中药，尽改西医西药，使我全民族之生命，操于西医西药之手，他日西医之技，不传吾国，西方之药不输吾国，此时中医中药已绝迹，西医西药又告穷，则吾全民族之生命，将何所托命？”

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等在通电中称：“彼既借政治势力为压迫，我当秉民权主义以反抗，力促全国各界彻底觉悟，国医国药灭亡之可忧，外人经济侵略之可惊，一般卖国西医阴谋之危险。”

3月17日《申报》刊发了余云岫之《异哉旧医之举动》，重申废止中医的理由，中医界“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不许维新，不许改革，虽疆域日削。国权日丧，以至于国破家亡，同归于尽，亦悍然不顾”，认为中医界的行为是“以欺惑愚蒙，阻遏进步”、“逞一朝急气之忿，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

——摘编自郝先中《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

材料   新航路开辟后，最初来华的西医师主要身份是传教士，他们通过外科手术在中国站稳脚跟，之后西医在中国迅速推广。传教士带来西医的同时，也将中医向西方传播。如清前期法国传教士殷宏绪将中医人痘接种技术传入欧洲；20世纪初，法国驻昆明副总领事苏里耶·德·莫朗学习针灸并回国行医，在西方掀起了学习中医的热潮。新文化运动后，国内出现了激烈的中西医论争。南京国民政府曾一度通过废止中医的法案。新中国成立之初，仍有许多人强烈要求废除中医，毛泽东坚定支持中西医结合，中医才得以延续和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医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进一步走向世界。据统计，到2022年，中医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18个国家和地区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摘编自罗曼《西医东渐及其与中医的碰撞》等

材料一   中世纪欧洲最早的一次鼠疫发生在6世纪的查士丁尼帝国。14世纪的欧洲战争频繁，加之粮食歉收，助推了“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据记载，该病最初流行于亚洲内地，后经君士坦丁堡延至意大利、法国，14世纪中叶又传入英国、德国乃至俄罗斯，夺走欧洲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引发劳动力工资增长、货币租税形成以及采邑制度和契约义务的瓦解。在14世纪，该病在西班牙先后爆发了6次，在意大利爆发了3次；14~17世纪里，在法国爆发了6次。至1720年，马赛暴发的鼠疫，则是欧洲最后一次鼠疫。至20世纪，随着青霉素等药物出现，鼠疫才被人们制服。对于鼠疫，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 “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凑着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连信仰虔诚的教士也接连死去。”这不仅使得怀疑论兴起，还引发人们对人生的重新思考。

——摘编自高玉宽《中世纪欧洲鼠疫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1920~1921年，东北鼠疫肇始于海拉尔（位于呼伦贝尔草原），当地旱獭是病菌的主要携带者。此时恰逢俄境动荡，沙俄白军“纷纷东窜，我境满海各站，俄兵充塞街衢”，车站秩序混乱。部分居民害怕被检查，发病时不敢报告，病死后或弃尸荒野，最终鼠疫经由铁路蔓延至东北全境乃至境外。面对疫情，奉天政府则颁布《各省区筹赈办法大纲》将救灾款项交由地方解决。疫情爆发后，哈尔滨防疫医院院长伍连德提出：“由华人力求清洁，自为预防”的建议，后亲赴海拉尔调查，通过化验确证为肺疫菌（鼠疫），并公布其病理及治疗方法等。政府则设立防疫总处，统计病例，并出版防疫日报，专门报道鼠疫的流行情况、政府的防疫措施。政府还发布了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汤等供居民购买或配置。社会大型医疗机构对染疫患者进行收容及治疗，民间的个体医生也开门为鼠疫患者进行诊疗。此外，官商居民“不待警界之传谕，已各严行防范，均于住室、街道，满垫石灰”。

——摘编自梁坤莲《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