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世纪中后期，同一纬度带的中国与北美大陆几乎同期经历了罕见的大蝗灾。清代颁布的《户部则例》《大清律例》规定报灾、勘灾、治灾等事宜，法令详尽。1856年，咸丰帝出宫见蝗群如乌云盖天，处理各地治蝗不力官员达20人以上，从摘去顶戴、革职到发往军台等。这一时期除蝗以人工捕除为主，如生物除治、捕打、碾压、使用毒物等，这些捕蝗技术随中国华工赴美而带至美国。

19世纪50年代，美国西部蝗虫飞入草原、田地，食夺一空，居民多举家迁徙。美国治蝗法令单一而粗疏，且基本由地方负责修订，主要推行奖励金制度以征召捕蝗大军，不对捕治官民责任认定。19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大量研发、使用捕蝗机器，如煤油配合焚烧机使用，效力显而用力少。1885年砷类毒物与糠混合灭蝗的方法在加利福尼亚实验，非常有效。

——摘编自赵艳萍《19世纪中美应对大蝗灾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1951年，全国蝗虫大面积发生。周恩来指出：“治蝗工作是经济问题，也是重要政治问题”。中央重在建立健全治蝗机构，做好调查、规划、侦察、防治等工作。山东试行飞蝗预测预报工作，后推广该经验，挽救了粮食174.976亿斤。1953年，秋蝗严重。随着国家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药械大量生产，治蝗转为以药械等科技手段为主。1956年后治淮工程的完成、官厅水库的兴建、黄河的治理等消减了蝗区，如内涝型蝗区周口渐成粮棉油生产基地。1958年我国自主研制飞机用于治蝗，后以飞机治蝗为主。此外，各蝗区县人民政府须于蝗发前成立灭蝗指挥部，由党政领导干部亲自主持，并在区、乡、村建立大队、中队、小队等一系列的灭蝗组织。

1977年，《人民日报》报道称：“危害我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如今已被我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控制住了。

——摘编自江满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蝗灾治理及其意义》

8 . 殷商甲骨文中有卜问枣水治疟的记载，《神农本草经》载：“牡蛎味咸平，主伤寒寒热”，《伤寒杂病论》载有百合鸡子汤方，此类史料甚多。这表明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