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世纪中后期，同一纬度带的中国与北美大陆几乎同期经历了罕见的大蝗灾。清代颁布的《户部则例》《大清律例》规定报灾、勘灾、治灾等事宜，法令详尽。1856年，咸丰帝出宫见蝗群如乌云盖天，处理各地治蝗不力官员达20人以上，从摘去顶戴、革职到发往军台等。这一时期除蝗以人工捕除为主，如生物除治、捕打、碾压、使用毒物等，这些捕蝗技术随中国华工赴美而带至美国。
19世纪50年代，美国西部蝗虫飞入草原、田地，食夺一空，居民多举家迁徙。美国治蝗法令单一而粗疏，且基本由地方负责修订，主要推行奖励金制度以征召捕蝗大军，不对捕治官民责任认定。19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大量研发、使用捕蝗机器，如煤油配合焚烧机使用，效力显而用力少。1885年砷类毒物与糠混合灭蝗的方法在加利福尼亚实验，非常有效。
——摘编自赵艳萍《19世纪中美应对大蝗灾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1951年，全国蝗虫大面积发生。周恩来指出：“治蝗工作是经济问题，也是重要政治问题”。中央重在建立健全治蝗机构，做好调查、规划、侦察、防治等工作。山东试行飞蝗预测预报工作，后推广该经验，挽救了粮食174.976亿斤。1953年，秋蝗严重。随着国家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药械大量生产，治蝗转为以药械等科技手段为主。1956年后治淮工程的完成、官厅水库的兴建、黄河的治理等消减了蝗区，如内涝型蝗区周口渐成粮棉油生产基地。1958年我国自主研制飞机用于治蝗，后以飞机治蝗为主。此外，各蝗区县人民政府须于蝗发前成立灭蝗指挥部，由党政领导干部亲自主持，并在区、乡、村建立大队、中队、小队等一系列的灭蝗组织。
1977年，《人民日报》报道称：“危害我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如今已被我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控制住了。
——摘编自江满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蝗灾治理及其意义》
(1)根据材料一，概括19世纪中后期中美两国治蝗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蝗灾治理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蝗灾治理的意义。
材料一 与近现代隔离机制相比，尽管中国古代的隔离措施、隔离方法、隔离观念还比较落后，但早在秦汉时期，甚至更早就已存在的避疫思想、隔离观念……它历经秦汉时期的萌芽、西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到两宋时期达到相对完善的程度。尽管明清时期国家层面主导的隔离治疫事务有所衰落，但是以民间社会力量为主导的隔离治疫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种官绅协同的模式不仅促进了传统隔离治疫的发展，并为近现代隔离治疫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杨银权《被忽视的传统：中国古代隔离治疫发展述论》
材料二 随着疫情的频发，从民间到官方皆竭力治疫，但由于医学技术水平所限，往往效果有限，直到清末才略具规模，民国时期较有进步。据1911年7月11日上海《时报》载，当年安徽遭受特大水灾，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皖北灾后患疫百姓众多。在上海华洋义振会会长福开森的号召下，该会于7月初成立救疫队赴皖救治，就诊者纷至沓来，一时应接不暇。该会除施医外，还择极贫病重者再施钱、米，并备牛肉干、牛奶等滋补之品，以助患者速愈。民国初期，每到七八月份，各大城市纷纷成立临时时疫所，免费收治疫病患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各慈善团体、民间社团每年均成立时疫救治医院，有上海时疫医院、普善山庄时疫医院等近20家。
——摘编自周利成、左力《近代中国的防疫、验疫与治疫》
材料三 在疫情防控的链条上，密接人员正是最脆弱也是至为关键的那块“木板”，要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就要精准防控、快速出手，第一时间做到应隔尽隔、不漏一人，而这离不开隔离人员对防疫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对隔离人员来说，他们是用自己一时的不便换取更多人的安全与方便，对这种顾全大局的自我牺牲精神，我们理当心怀感恩、深表敬意。
——摘自《隔离也是战“疫”同样值得尊重》潇湘晨报（2022年4月1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隔离制度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采取的防疫措施并分析其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隔离制度有哪些进步之处。谈谈你对疫情防控的认识。
材料一 随着法律建设的长足发展，唐代医疗卫生管理呈现出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趋势。唐高宗显庆年间“征天下郡县所出药物”，形成了国家权威性药典《新修本草》，规范了地道药材的供应，《唐律疏议》还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诸以毒药药人及卖者，绞”。唐代的统治者对于工匠、奴婢和囚徒的医疗卫生管理作了严格规定，“诸如丁匠、防人、官婢等底层民众，在服役或奴婢属官等情形下，若有疾病，主管之人应当送其就医，否则对主管之人处以‘笞四十’的处罚”。《医疾令》也规定“诸医针师，医监、医正量其所能，有病之处，遣为医疗”，中央与地方相配合，开展日常工作，进行州境巡疗，储备药材。
——摘编自王翔《唐代医药卫生法制中的人文关怀》
材料二 宋代诏令对骗取钱财、陷害生命的不法行医活动予以严令禁止，从最初的教化逐步过渡到“以故杀伤论”的有明确量刑标准的严惩。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诏令“民有疾而亲属遗去者罪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初置养病院”，特别实行“安济法”，以确保医疗效果。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除京师设立太医局外，宋廷又在地方设立了相应的医学教育机构，由各地的医学博士负责当地医学生的教习，这是地方医学机构的雏形。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宋廷在京师设立了“熟药所”，掌控药材的采买、成药的制作和销售，“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门又有官，药成……出售则又各有监官”。
——摘编自胡玉《宋代面向民间推广医药的有效尝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政府的人文关怀在医药卫生法制中的表现，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政府向民间推广医药的举措，并谈谈你对唐宋医药卫生管理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