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公元前118年桑弘羊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盐铁官营的计划（注：前117年开始实施）。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一）将煮盐、冶铁之事均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以补充赋税。（二）“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三）“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四）“郡不出铁者置小铰官”，管理铁器的专卖事宜。据专家断定“西汉的冶炼生铁的技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冶炼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二：明清时期，武汉地区繁荣昌盛，既因为水陆交通枢纽的位置成为“九省通衢”，又因经济发达得以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为“天下四聚”。晚清以来，武汉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城市之一，并建立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等一批中国早期的近代化企业，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近代武汉铁路网的形成，带动了武汉近代化的发展。

杜伊斯堡位于西欧第一大河、德国的摇篮莱茵河畔，是位于德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被称为德国的钢铁心脏。19世纪上半叶，随着鲁尔区的工业发展，杜伊斯堡也成为著名的煤矿和钢铁生产基地，对德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武汉与杜伊斯堡于1982年建立友好关系，这也是中德两国结成的第一对友好城市。

——摘编自《中德友好省市清单，你在哪座城？》

材料三：包头地区拥有白云鄂博铁矿，煤、石灰石、萤石、耐火黏土等辅助原料也应有尽有。1955年集二铁路建成，苏联通过它向包钢运输了大批建设所需的设备。包钢是建国初期“156项工程”项目之一，在国家统一安排下，来自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干部、工人、转业军人、学生和技术人员怀着建设新中国、支援边疆建设的热情来到包头，成为草原钢城的创业者。1959年10月16日，包钢一号高炉出铁，结束了内蒙古地区“寸铁不产”的历史。包钢和鞍钢、武钢一起成为我国最早建设的钢铁工业基地。

——摘编自《“一五”计划与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

材料一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不是因为它集聚了多少财富和人口，而是因为它的文明和文化创造。但即使在雅典城，仍存在着美中不足乃至重要缺陷——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宋代江南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宋代江南城市引领中国古代城市按照更符合城市自然规律的方式发展演化，展示了经济与文化“两全其美”的盛况。

——摘编自刘士林《城市史视野下的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若是将其置于“都市化”的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此时，社会出现了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的加速，无不显示出它与明初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到明朝后期，在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下，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活跃。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的社会与城市生活》

材料三   新文化何以能够演变成为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首先是上海这个中心口岸。借助上海这个贸易、经济、文化的码头，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户，然后由上海逐步传播出去。《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并没有割断和上海的联系，它的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因为当时的北京尚不具备这种能力。但《青年杂志》在上海时没什么影响，到北京以后影响就放大了。《新青年》到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是由北大的一些教授撰稿编辑的，《新青年》的编辑还是原来那些人，但发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时完全不同。

——摘编自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材料一   南宋淮东转运副使虞俦指出，淮东钱法屡变，致使币制不被民众信任，货币流转不畅。解决之道在于“事体既定，不可复有纷更”，如“四川铁钱、钱引行之二百余年，公私流通，未有议其为不便者，良由事体素定，民听具孚故也”。

以北宋交子的流通为起点，纸币登上了历史舞台。进入南宋后，作为交子继承者的钱引继续行用于四川，朝廷又在不同地域内长期并大量地发行东南会子、湖北会子、淮南交子等多种纸币，使纸币流通基本遍布南宋全境，对国计民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摘编自王申《理想模型：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

材料二   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熊希龄在1913年10月向袁世凯提议由财政部派监理官前往各省分驻官银钱行号监视包括纸币发行在内的一切业务，并由财政部拟具《各省官银钱号监理官章程》。北洋政府制定了很多推广中国银行纸币的法令措施，1913年还专门颁布了《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规定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完纳各省钱粮赋税，发放官俸军饷等，一律通用中国银行兑换券，如有拒不收受及折扣、贴水等，从严取缔。中国银行纸币很快树立了良好信誉，发行量迅速增加，从1912年的106万元，增至1927年的1.59亿元，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中资发钞银行。

——摘编自石涛《近代中国纸币发行权演变研究》

材料三   当时主持国家经济工作的陈云于1950年10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指出：“统一现金管理办法，是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于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这就不但避免了社会上通货过多的现象，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后来，他又在《加强财政、金融和投资的管理》一文中提出：“建立决策制度，实行预算审核，加强投资的计划性，实行进一步的货币管理。”

——摘编自孟建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我国主要的货币理论思想》

6 . 材料一 18 世纪下半叶,韦奇伍德在其制陶厂首创原始的计时系统,即用打铃召集工人。根据韦奇伍德的指示,早晨5:45 打铃起床,准备,上班;8:30打铃吃早餐;9:00打铃.上班。如此循环,直到天黑看不见干活才打铃下班。整个工厂分为若干个车间....每个车间的工人只负责自己的事务和生产工序,所有工人均依据其从事不同工种分配在不同车间。共雇佣278名工..为监督工人守时，韦奇伍德还专门雇佣一名监工，工人进厂后,监工为工人分配任务,对那些准时上班者给予鼓励....对于那些超过预定时间的迟到者，则给予提醒,如果屡次迟到并累计到一定次数,将予以停发工资。

——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工厂制的兴起》

材料二   近代工厂制兴起于18世纪70年代。1786年，奥德诺与库伯联合工厂建厂时总资产4200镑，固定资本3789镑；1789年总资产5421镑，固定资本3916镑。阿克莱特的克罗坍福德纺纱厂，1771年建厂时雇用300多人，到1816年翻一倍，达到727人。1769年，乔赛亚·韦奇伍德开办埃特鲁利亚陶瓷工厂，实行精细的劳动分工，他把制陶流程分成几十道专门工序，分别由专人完成。18世纪下半叶，韦奇伍德在其制陶厂中首创了原始的计时系统，即用打铃来召集工人。19世纪初一家工厂规定：“任何人如非确有必要而擅离岗位，或在工作时间与工友交谈，每次将处以 装一便士罚款。”

——摘编自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工厂制的兴起》

材料三     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和工厂制度的建立，大量人口涌入新的工业中心。……在找到工作后，工人们却发现工作时间很长，一天工作16小时稀松平常。当工人们最后争取到分两班轮换的12小时工作制时，他们将这一改变看作一件幸事。如果仅仅是工作时间超长也可以忍受，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其实与实行家庭包工制时在家里工作的时间相仿，但是在习惯工厂的纪律和适应机器生产的单调乏味方面工人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们随着工厂的汽笛声上下班，必须跟上机器的运转，并始终处于在场监工的严格监督下。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其后积弊日甚，其势不得不变。于是先从在下者（平民）起……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最高统治者仍由王族世袭）也。

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天下之变局，至是始定。

——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二   （明朝）大学士叶向高，言：“我朝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权势稍重者，皆上窃君上之威灵，下侵六曹之执掌，终以取祸。臣备员六年，百凡皆奉圣断毫不敢欺负。部务尽听主者毫不敢与闻。

——《明神宗实录》

材料三   光荣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国王仍能独立行使行政权。……此时的君主立宪政体仍显粗糙。（汉诺威王朝）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来自德意志，不谙英国事务，很少出席内阁会议。时间一长，国王不出席内阁会议便也成了惯例。而且从1714年之后，……事实上放弃了对行政权的控制。这样内阁会议先就大事作出决定，然后提交国王认可。如此，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政府形成了。

——《历史教学研究与资源》

材料四   观察下面三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