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118年桑弘羊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盐铁官营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一)将煮盐、冶铁之事均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以补充赋税。(二)“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三)“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四)“郡不出铁者置小铰官”，管理铁器的专卖事宜。”(前117年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编者)……据专家断定“西汉的冶炼生铁的技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冶炼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二   汉阳铁厂于1891年兴建，张之洞托人到英国购买设备，结果用买来的炼铁炉生产的钢轨，质太脆而不能用。1896年后，洋务派官员盛宣怀掌管汉阳铁厂，实行股份制改革，购买了世界最先进的马丁炉改造全厂冶炼设备，大量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落后状况有所改观。但严重依靠买进外国先进设备来维持运转，缺乏独立性和后续力。张之洞也采取措施培养自己的人才，却忽视了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的培养。当时，外国资本主义为了“久据其利”和“傲我之无”，“凡有益于我之事彼必挠之”。一战后， 钢铁价格剧跌， 国内军阀混战，民国政府改变钢轨标准，到1924年，汉阳铁厂全部停产。

——摘编自夏冬《中国近代和现代钢铁工业发展道路的得与失——汉阳铁厂和宝山钢铁总厂比较研究的启示》

材料三   “十一五”以来，重庆钢铁行业显著提升，2011年重庆钢铁工业产值达到743亿元，年均增长 24%，钢材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年均增长24%；基本建成全国最大的船舶用钢精品生产基地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涂镀板生产基地；重钢环保搬迁完成后装备水平跻身全国先进钢企行列。当前，国际国内宏观形势正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钢铁行业市场需求萎缩，国内产能过剩、竞争加剧，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等制约因素不断加强，与此同时，重庆市还肩负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加速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城镇化、农业化进程不断提速，这为重庆地区钢材消费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重视本地用钢需求 优化钢铁产业布局 ——业内人士谈重庆钢铁工业发展趋势》(2012年)

材料   魏征（580年—643年），字玄成，汉族，唐巨鹿人，幼时失父，家境虽然贫困，但好读书、有大志。隋朝末年，魏征参加了反隋武装，后加入到李建成的部下，玄武门之变后，跟随李世民，先担任谏议大夫，后逐渐成为丞相。魏征在前人思想的总结上,给予重新概括以及有效的整合,系统地提出了一些治国思想，对于当时来说,具有一定的现实以及创新意义。魏征认为统治者应该要牢记前车之鉴,“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在使用民力上,应该适可为止,“薄赋敛，轻租税”“含养百姓”。统治者应该亲近君子,注重考查官员个人品德，同时以君臣互信、尊重臣子、公平赏罚的原则推动明君贤臣政治佳话的实现。魏征还具有直言敢谏和廉洁自守的政治品质，在唐朝及唐朝之后都产生持续性影响，唐朝及之后的统治阶级对魏征的治国理念和品德修养持肯定赞赏的态度，魏征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也深为后人追慕，是一代代文人士子追求政治理想道路上的楷模。

——摘编自王筱惠《魏征治国理念研究》

材料一   妙应寺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因院内白塔而得名白塔寺。数百年来，寺内的元朝白塔一直是北京城内最高的寺庙建筑。元朝在金中都城东北营建大都城，开启了北京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首都的历史。为达到“保大业之隆昌”的目的，忽必烈敕令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在辽塔旧址上设计建造白塔，由元朝帝师负责对大塔进行装藏，使其作为政权与神权的象征，“坐镇都邑”。竣工后的白塔与大都城被时人称为“金城玉塔”。此后，以塔为中心，忽必烈又建造了面积约16万平方米的大圣寿万安寺，此寺成为元代百官习仪之所、皇家宗教中心和译经中心。1368年，万安寺毁于雷火，唯塔幸存。明朝天顺元年（1457年），皇帝下令重建寺院，并赐名妙应寺。清朝康熙、乾隆两朝，斥巨资大修白塔。其中，乾隆十八年（1753年），白塔修缮完工后，皇帝赐全本大藏经724函，御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藏文尊胜咒及其他宝物若干，将之藏于白塔内。

白塔结构图屹立于现代都市中的白塔

——摘编自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的力量之北京白塔寺管理处》

材料二   1884年，法国政府决定在庆祝革命胜利100周年之际，举办一场大型博览会。当时，美国高达170米的华盛顿纪念碑刚刚完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公开征集的方案中，埃菲尔公司的设计方案脱颖而出，数十名工程师草拟了5300多张草图。埃菲尔铁塔使用了1.8万多个精密度达到1/10毫米的金属制件，施工时钻孔约700万个，安装约250万个铆钉。每个部件的规格都经过严密计算，在工厂加工制造完毕后，再经过检验和编号运到施工现场。在两年多的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没有对原方案进行任何改动，施工现场也从未发生伤亡事故。尽管这座铁塔预估造价160万美元，而政府补贴仅有30万美元，但还是在历时半年的博览会结束前完全收回了投资。1903年，菲利埃上尉在铁塔上安装了一台无线电设备，并最终成功与其他国家建立了无线电联系，最远可以传输到北美洲。这次实验的成功使埃菲尔铁塔避免了原定于1909年被拆除的命运。

埃菲尔铁塔设计草图埃菲尔铁塔全景

——摘编自础德《埃菲尔铁塔——你所不知道的历史》

材料   从英国革命开始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其动因主要来源于“无承诺、不纳税”或“无代表、不纳税”的公正、公平观念。在日本，与权力精英相对应，非权力精英要求通过立法机关（议会）影响政府决策，以扩大或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之所以争取参政权，是因为意识到作为国民的义务和权利，即纳税和选举权的关系。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他们发起了自由民权运动。1873年地税改革以后，土地所有者直接向国家纳税，因而在自由民权运动者的眼中，国家赋予了土地所有者参政权。1874年4月，板垣退助等人组成“立志社”，大力提倡“天赋人权”，呼吁建立民选议会、制定宪法。1875年2月，组成统一的政治团体——“爱国社”。该政治团体主张“各伸张其自主之权利，尽人类本分之义务，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持天下国家”。

——摘编自王新生《日本明治时期近代化的得与失》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华夏各国的上层家族都述说、记录祖先的起源故事，如此形成纷杂的古帝王、英雄传说。在各家族与地域人群的竞争与融合中，这些古帝王、英雄传说逐渐彼此串联起来，譬如，传说中的古帝王帝喾成为商人与周人的共同祖先。如此，逐渐产生了一个树状的华夏祖先源流体系。各地方的华夏贵族，都将自己的祖先如枝叶般地依附在此华夏源流树上。在许多华夏认同的边缘地带，如汉代的蜀郡与会稽，人们更借着强化“舜东夷之人也”“禹兴于西羌”等历史记忆，来使得整个地区人群摆脱华夏边缘地位。到了汉代，以历史记忆凝聚的华夏，其边缘已大致确定。黄帝成了所有华夏的共同始祖，这就是这个华夏源流树的“根”，此后华夏多以黄帝子孙记忆来彼此认同。魏晋“五胡内迁”，纷纷宣称自己与华夏同源，后秦姚氏宣称“其先有虞氏之苗裔”，大夏政权的建立者赫连勃勃宣称“大禹之后”。

材料二   古希腊历史上从家庭、城邦到部落同盟的发展过程所形成的认同感，在被灾难性的波斯入侵战争强化后，激发成为整体的民族认同。反波斯战争前的政治宣传便是利用了这种历史久远并逐渐增强与融合了各城邦的整体认同，以维护整个希腊民族的利益为由，向人们灌输反抗战争的正义性与必要性。同时，对蛮族缺乏理性、野蛮凶残、天生具有奴性等特点加以渲染，突出自我与他者的重大区别来加强希腊人的优越感。通过提升希腊民族的整体优越性，来鼓舞人们支持正义的战争。事实上，凭借着如此得来的势气，希腊人，尤其是雅典，在重创波斯后顺势推进，进行了一系列海上殖民活动。也就是说，政治宣传利用了逐渐成熟的“泛希腊主义”的影响，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为了政治利益而偏离了这一理念原有的航道。

——据卜思嘉《欧洲人的认同：从古代“泛希腊主义”到欧洲联盟》

材料一   秦朝最初为三十六郡，县总数在一千左右。到西汉，郡级政区（郡与国）比秦代大幅增加，西汉末有郡国一百零三。东汉末年，朝廷派中央的高级官员出任州牧镇压农民起义，授与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以与农民军对抗。此后，州演变成了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数膨胀，平均每州只辖二个多郡，每郡只辖二个多县。隋炀帝大举并省州县，同时又改州为郡。并省之后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唐承隋制，但郡被改为州。唐太宗时，按山川形势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以观察使监察地方。为了扑灭安史之乱，唐玄宗时不得不在全国普遍设置方镇，任命一大批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节度使。唐后期，经常以观察使兼任节度使。这样，观察使的监察范围——道与节度使的军管区域——方镇也就合二为一了，州县以上新的一级政区道（方镇）就渐渐成形了。

材料二   宋初取消方镇。后来，宋代依据天下土地形势，分路而治，于是在州以上又出现了路一级的新型行政区划。各路设有负责转输地方财赋的转运使，负责监察、司法之职的提刑按察使，负责治安边防的安抚使，负责储备粮食平抑物价的提举常平使等。这些官员的衙门通称诸监司，“监”是指以诸使兼理“监察”州县之职的意思。这些监司的行政管辖地域都称为路，但各监司的路并不尽一致，即使有两司的路一致，治所（行政中心）有时也不在一地。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