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65年的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推动了农业科学实验运动向科学研究的方向发展。会议要求大力发展样板田，把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提交给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农业科学实验运动不但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还可以消除农民心中科学的神秘感，“破除资产阶级和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摆脱指挥生产的盲目性和摆脱催收催种的被动状态”。群众性科学实验的推广成为农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内容。1965年，全国农技推广站职工达76560人，70%的农技人员都深入基层大办样板田。1966年，农业科学部门参与的样板田近1000个，在样板田长期蹲点的农业科学研究人员约占全国农业科学研究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摘编自刘洋、周嘉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研究》
材料三：自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于2012年全面启动以来，广东省政府采取落实建设资金，规范项目管理，奖惩并举等措施，积极推动项目建设。“十二五”期间，国家下达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1510万亩，占全省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39.36%。实际立项1727.68万亩，超过国家下达任务的14.4%……从成效上看，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对于改善项目区耕地的灌溉与排水条件，整修田间道路与农田防护工程，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等作用明显。
——摘编自仇大海、吴国华《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农业转型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业建设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交通传入中国，官僚阶层开始配有私人轿车享受汽车待遇。城市工商业者也有小轿车，但更多是人力车。这些私车华丽，多挂“某宅自用”的铜牌。普通居民区交通设施差，至1918年，北京修筑的道路“无风三尺土，微雨满街泥”。北洋军阀时期，国内长途交通票价较贵、 服务差，还经常遇到政府兵痞强行挡车征用。
——摘编自昊建庸《北京城市生活式》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乘坐公车逐渐普及，政府严格控制干部配车，市内交通方面，除了个别领导，一般干部出行都和普通市民无异。传统的人力交通工具如轿子、人力车等在中国城市中就绝迹了。长途交通实行低运价，铁路票价仅为建国前的1/5。整顿了过去客车肮脏和拥挤现象，很多列车为妇女幼童和不吸烟旅客设置专门车厢，主要车站添设了母子候车室、医疗处等设施。普通劳动者聚居的生活地区道路交通系统得到了改善。1957年初，12个原来没有公共汽车的城市有了公共汽车，国家对西安等西部城市重点建设，兰州等城市还修了环行铁路。
——郑艳《新中国初期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变迁(1949—1957)》
材料三 20世纪30年代前， 英国城市公共交通已经颇具规模，但基本由私人投资者进行建设、运营、管理。政府关于城市交通的政策与措施相当有限，常出现换乘不衔接，票务系统不统一，管理混乱。50年代，英国制定交通发展战略。70年代初，政府建立客运交通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总体协调。同时认识到交通还要顾及环境、土地使用、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的问题。2004年英国又开始关注影响城乡交通发展的一切政策和制度建设，并强调对“人”的关注，更加强调“综合性”、“参与性”。
——宿凤鸣《浅析英国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沿革》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至民国时期城市交通出行的特点。(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初期城市交通建设的进步，并分析进步的原因。
(3)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总结英国现代城市交通发展变化，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英两国城市交通发展的共同趋势。
材料一 自15世纪末以来，英国人口有了较快增长，旧有的耕作制度已不能满足人口日益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地理大发现后随着羊毛价格上涨和养羊业的刺激以及工业增长和城市发展对农产品需求的扩大，圈地运动迅速兴起，这是一场消灭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农业革命。1560年以后，农业革命在英国悄然兴起。当时，英国西部已经实行了早期形式的轮作制。英格兰人逐步把可轮换式农业、三圃制、革命性作物、畜牧业和可耕地结合起来，发明了诺福克四茬轮作制。17世纪，马铃薯的广泛种植，提高了英国人的抗饥荒能力。18世纪起，议会简化了圈地程序，涌现出许多拥有大地产的地主，人们常常把低质量的农场改造为精耕细作型的可耕地。到了18世纪，土地私有产权完全确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农场主可以自主决定生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议会获得畅通无限的立法权，议会不断颁布新法令，加速了圈地运动的发展。这样，英国新贵族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到18世纪上半期，采用雇佣劳动的农场经营方式在英国农村中逐步居于统治地位……
——整理自高德步《中外经济简史》
材料二 当代中国积极重视粮食储备。按照温家宝总理所说，中国的粮食储备是充裕的，我们的储备规模在1.5亿吨～2亿吨。中国的储备主要分为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2000年，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组建成立，中央储备粮的垂直管理体系开始形成并得到良好运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坚持不以牺牲耕地搞开发，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按照市场需求，把粮食的生产、转化、加工、流通、消费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进行系列开发和整体建设。国家农业科研的投入比重不断提高，加快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种子工程”“畜禽水产良种工程”等重大工程顺利实施。健全完善中央储备粮与地方储备粮之间的补充机制，统一协调省、市、县三级储备的吞吐，确保各地国储库和中央储备粮规模的稳定。
——整理自刘星《东北地区粮食储备安全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农业革命的背景，并归纳英国农业革命的主要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为保障粮食安全采取的措施。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农业发展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4 . 材料一 18 世纪下半叶,韦奇伍德在其制陶厂首创原始的计时系统,即用打铃召集工人。根据韦奇伍德的指示,早晨5:45 打铃起床,准备,上班;8:30打铃吃早餐;9:00打铃.上班。如此循环,直到天黑看不见干活才打铃下班。整个工厂分为若干个车间....每个车间的工人只负责自己的事务和生产工序,所有工人均依据其从事不同工种分配在不同车间。共雇佣278名工..为监督工人守时，韦奇伍德还专门雇佣一名监工，工人进厂后,监工为工人分配任务,对那些准时上班者给予鼓励....对于那些超过预定时间的迟到者，则给予提醒,如果屡次迟到并累计到一定次数,将予以停发工资。
——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工厂制的兴起》
材料二 近代工厂制兴起于18世纪70年代。1786年，奥德诺与库伯联合工厂建厂时总资产4200镑，固定资本3789镑；1789年总资产5421镑，固定资本3916镑。阿克莱特的克罗坍福德纺纱厂，1771年建厂时雇用300多人，到1816年翻一倍，达到727人。1769年，乔赛亚·韦奇伍德开办埃特鲁利亚陶瓷工厂，实行精细的劳动分工，他把制陶流程分成几十道专门工序，分别由专人完成。18世纪下半叶，韦奇伍德在其制陶厂中首创了原始的计时系统，即用打铃来召集工人。19世纪初一家工厂规定：“任何人如非确有必要而擅离岗位，或在工作时间与工友交谈，每次将处以 装一便士罚款。”
——摘编自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工厂制的兴起》
材料三 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和工厂制度的建立，大量人口涌入新的工业中心。……在找到工作后，工人们却发现工作时间很长，一天工作16小时稀松平常。当工人们最后争取到分两班轮换的12小时工作制时，他们将这一改变看作一件幸事。如果仅仅是工作时间超长也可以忍受，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其实与实行家庭包工制时在家里工作的时间相仿，但是在习惯工厂的纪律和适应机器生产的单调乏味方面工人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们随着工厂的汽笛声上下班，必须跟上机器的运转，并始终处于在场监工的严格监督下。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工厂制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工厂生产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概括工厂制给管理形式带来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宋代铜钱购买力低于自身实际价值，宋人曾记载“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据《宋史·食货志》载：“颁行新政，删去旧余，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泊饱载而回。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按王安石免役法规定，原来当役人户，要交纳免役钱，原不承担差役者，要交纳助役钱……而按北宋最高年铸（铜）币量506万贯算，平均每人一年仅占203文，远远不足以交纳役钱。史载：“京城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然则器皿之用，畜藏之货，何可胜算？”宋咸平四年（1001年），裁汰诸路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给赐过优”客观上阻断了部分货币向市场的流向。两宋时期，货币经济区域化的理念，多种贱金属钱币并行，纸币作为信用工具却存在严重的漏洞，再加上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等问题，使得这些问题都存在于这一时期的货币经济体系当中。《宋史·食货志下二》记载，宋太祖一继位就针对铜钱外流的问题下达了明确的诏令：“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此后不断地完善和加重对私带铜钱外流的处罚，庆历初年又规定：“阔出铜钱，视旧法第加其罪，钱千为首者抵死。”两宋时期政府为调整货币币值而推行的三个具有典型性的政策——即官方“短陌制”、推行夹锡钱和“铸大钱”。
——摘编自孙杰等《宋代钱荒产生原因探析》
材料二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在沿海、沿江交通发达的商埠逐步发展起来。同时，由于外患内乱，导致中央政府权威式微，地方割据势力严重，中国货币也愈加混乱，金融体系庞杂，给经济发展和交流带来很大困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为实现全国统一，就着手研究统一币制的改革。1933年罗斯福上台以后，美国推行白银政策，抬高银价，造成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百业凋敝，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的税收。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巩固对东北的占领，其对华北不断侵略蚕食，威胁到国民政府的根基。法币政策推行后，法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民政府控制了大部分金融资源，短期内解决了通缩问题，促进了经济发展。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废弃了落后的贵金属本位制，实现货币集中发行，建立货币发行准备，促进中央银行制度建设，是中国金融史的标志性事件。由于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势力的利益，其领导的法币改革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最负面的影响就是无法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发生，最终造成法币丧失货币功能，走向崩溃。
——摘编自王乾《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钱荒产生的原因，并指出其应对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背景，并加以评析。
材料一 中国传统农业在原始社会时期便已产生，并延续至今。它诞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与自然的选择，即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农产品商品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农业经营往往以一家一户为单位，集中式的大规模农业生产较为少见。传统农业知识与技术的延续往往依靠的是代际传承，这造成传统农业知识体系更新缓慢，相关知识与技术强调归纳与总结。
——摘编自韩贤克《中国传统农业与农业文明的发展探索》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结合所学，列举元明时期农业“相关知识与技术强调归纳与总结”的代表性著作。材料二 1946年5月，随着国民党破坏和平的企图日益明显，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这一指示改变了抗战以来我党推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强调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五四指示”的局限性、不彻底性的缺陷显露出来，主要原因是没有无条件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提出的方式均为“有偿”，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解放区进行也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的土地分配不合理。针对这一情况，1947年夏，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
——摘编自周锦涛《刘少奇与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问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全国土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指出这次会议“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的文件及其影响。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和完善土地政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初期的“农民个体所有，家庭自主经营”到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两权分离”到新时代的“三权分置”。这些变革适应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确保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摘编自刘雅静《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的演进及基本经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括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综合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概述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调整的经验。材料一 秦朝正式确立了宰相制度，丞相地位高，权力大。汉武帝时，鉴于宰相职权过重，就开始重用内朝近臣，到东汉时，在宫中主管收发文书的尚书，开始掌管机要，侵夺外朝相权。曹魏时，尚书台脱离少府，置4个宰相官职：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明朝罢中书省，废宰相，设内阁，因明朝宦官专权，内阁权力受到牵制。雍正时，设军机处，军机大臣多由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四品以上的官员担任，成为辅助皇帝的主要机构。
——摘编自李荣华《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政党政治蓬勃兴起的景象。但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当时的中国仍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清末民初的政党也不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成熟的产物。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军阀集团操纵着中央政权，地方上的州县多为兵政兼行政，且都掌握在地方豪强手中，他们当然不可能去推进资产阶级的政党统治。政党之间，党争多于联合，个人恩怨超越党见，党派倾轧，内阁的频繁更迭，使民众产生了厌烦心理，从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绝大部分党员对于政党政治的知识性认识往往只是一鳞半爪，只知一些名词而不明其真正含义。
——摘编自李爱峰、苏全有《发轫、争斗与失败：中国近代政党历程的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近代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朱元璋正式建立明朝后，置御史台，于洪武十五年更置都察院，并初设监察御史，分为十二道，后又几经调整，洪武十七年，更定都察院官制，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金都御史，下辖有直属机构和内外监察御史。与此同时，洪武二十年，正式定分设于六部的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在朱元璋的主持下，先后制定了《出巡相见仪礼》《奏请点差》和《巡历事例》。明初规定“凡内外管属衙门官吏，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皆须从卑回避”，吏部选任官员“南北更调，定为常例”。《明大诰》有载：“若民从朕命，着实为之，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为何？以其良民自辨是非，奸邪难以横作，由是逼成有司以为美官。其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摘编自曾丽玮《明代监察制度的特色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二1978年经美国国会批准、由卡特总统签署的《监察长法》明文规定，监察长及其办公室是负责审计和刑事调查的独立部门。法律规定各部委的监察长都由总统直接任命，并须经 参议院同意，只有总统有权撤换监察长。《政府道德法》对财产申报的种类、人员、内容、审查以及利益冲突的解决等作了详细的规定，还要求设立联邦政府道德署，政府各部门也要设立道德官员办公室，并对这些专门机构的职能、权限和运作程序作出规定，从而使执法主体、执法内容和监督对象在同一部法律之中予以明确。美国《道德改革法》规定：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并公开自 己以及配偶的财务情况，包括收入、个人财产等，以后还须按月申报。美国《联邦刑法典》规 定，任何政府官员如果收受的财物价值超过7000美元，就要处以相当于其收受财物价值3 倍的罚金，或者判15年以下的监禁，或者取消其政府官员的资格。
——摘编自樊曼莉《西方国家行政监察制度的特点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初朱元璋为加强监察制度建设而采取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美国国家行政监察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说明明初中国和现代美国行政监督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一 一战前，民间的教会、学校和社会组织，是传统社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以非国家行为来推动社区治理。一战期间，社区中的学生和教师被组织起来，参加战时生产等工作，许多平民百姓热心于分担战争的重担。1929 年之后，社区组织四分五裂缺乏协调，无力维持社会自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加强了对社区的救济。二战后英美经济发展经历了 20 年的“黄金时期”，为国家介入社区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英美国家的社区政策突出表现在对城市贫困区、边缘人群的救济方面，可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的一部分。国家和区域政府以及私营公司正在接管社区的许多职能。
——摘编自吴晓林《社区里的国家：国家行为的转变与社会传统的底色》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前，传统的社会治理主要依赖官方与民间系统，治理方式上依靠官权和绅权的结合，具有典型的“人治”特色。晚清以来，各种社团逐渐出现，在救济与调解纠纷等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同时，工人、资本家、外国人的出现，既增加了新的治理对象，也加剧了原有治理对象的复杂性。伴随着国民思想的进步与法律意识的觉醒，传统社会的“人治”受到冲击，基层社会治理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1)根据材料一，指出社区治理中国家行为的转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方社会治理转型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