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张謇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重要开拓者，他认为：“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也”，“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他在回顾办学历程时说：“因南通棉产著名，首先创设大生纱厂”，“纺纱需棉，须产棉地，乃创立通海垦牧公司。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又创立农业学校，此校在省立农校之前；纺纱需专门人才，又设立纺织学校，此校为全国仅有”。他还说：“农学校之学生，不能为农夫之所为，是可谓学生，而不能谓农学生”。

——摘编自程绍珍《张謇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职业教育在人民期盼中、社会诉求中发展而来。需要宣传反封建的文艺人员，就设立高尔基戏剧学校；需要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就设立红军卫生学校；需要持筹握算的会计人员，就设立财经学校。办学经费来源主要有工会承担、合资入股、个人捐助等方式。党与人民同甘共苦，想方设法为教学创造条件。红军大学就地取材，自来水是从高处用竹筒把水引过来，住房是利用大树的树杈建造；医学学校门板当黑板，沙盘和木笔作为纸和笔，学校还借用民间桌凳做课桌，学生使用的教材均由教师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编写油印。

——摘编自孟京奥、雷前虎《中国共产党发展职业教育的苏区探索》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我国高职教育迎来发展的春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正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标志高等职业教育建设迈上法制化轨道。进入21世纪，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从2000—2018年，高职学校数从442所增加至1418所；全日制高职在校学生数从100．9万人增长到1133．7万人；高职院校专任教师从8．7万人激增到49．8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摘编自宋乃庆、郑智勇《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探析》

材料一   秦朝最初为三十六郡，县总数在一千左右。到西汉，郡级政区（郡与国）比秦代大幅增加，西汉末有郡国一百零三。东汉末年，朝廷派中央的高级官员出任州牧镇压农民起义，授与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以与农民军对抗。此后，州演变成了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数膨胀，平均每州只辖二个多郡，每郡只辖二个多县。隋炀帝大举并省州县，同时又改州为郡。并省之后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唐承隋制，但郡被改为州。唐太宗时，按山川形势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以观察使监察地方。为了扑灭安史之乱，唐玄宗时不得不在全国普遍设置方镇，任命一大批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节度使。唐后期，经常以观察使兼任节度使。这样，观察使的监察范围——道与节度使的军管区域——方镇也就合二为一了，州县以上新的一级政区道（方镇）就渐渐成形了。

材料二   宋初取消方镇。后来，宋代依据天下土地形势，分路而治，于是在州以上又出现了路一级的新型行政区划。各路设有负责转输地方财赋的转运使，负责监察、司法之职的提刑按察使，负责治安边防的安抚使，负责储备粮食平抑物价的提举常平使等。这些官员的衙门通称诸监司，“监”是指以诸使兼理“监察”州县之职的意思。这些监司的行政管辖地域都称为路，但各监司的路并不尽一致，即使有两司的路一致，治所（行政中心）有时也不在一地。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

材料一

材料二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在20年内翻两番。这要求中国经济在20年内保持年均7.2%以上的增长率。当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只是一个提振预期的政治表述，因为这样的增速是史无前例的。但是，这20年里，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不是7.2%，而是9.5%；而且高增速也持续了不止20年。虽然7.2%和9.5%仅相差2.3个百分点，但如果是以7.2%的速度增长39年，201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仅为1978 年的15倍，而实际上中国2017年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34倍。与此同时，从1978年到2017年的39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14.5%。2017年，中国已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被许多国家称为“中国奇迹”。

——摘编自林毅夫《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态势与新时代转型升级展望》等

材料   司马迁《平准书》：“汉兴，……於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馀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是时吴王濞既即章郡铜山铸钱，文帝又赐邓通以蜀严道铜山，得自铸。《汉书·食货志》言吴、邓钱布天下。此亦开兼并之端。贾山谏除铸钱令，谓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盖为此发也。文帝之政，亦可谓敝矣。至景帝中六年（前144年），乃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行三铢钱。五年（前136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元狩五年（前118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专令上林三官铸，币制乃稍定，而五铢遂为最得民信之钱。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一   隋唐时期，国家建立了以律、令、格、式为主体的成文法体系。唐朝的“律”基 本是刑法，“令”是有关国家各项制度的规定，“格”是将皇帝诏敕整理为具有永久法律效力的法规，“式”是政府机关的施政细则，四者分工协作、相辅相成。唐高宗永微四年还颁布了对律进行解释的《唐律疏议》,与律条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唐律维护等级制和家族制，将对官员及其亲属的优待公开清楚地写在法律上；同时，唐律也要求官吏依法行使职权、恪尽职守，违反者要处罚。唐玄宗以后，不再大规模修订律、令、格，式，而是采取颁行《格后敕》的简便 立法形式，来应付日益复杂且多变的社会问题。《格后敕》与律、令、格、式并行，地位逐渐重要，最终发展为五代及北宋的《编敕》。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11世纪起，西欧的日耳受法和宗教法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纠纷和众多的社会问题，已显得无能为力，罗马法体系便在这种情况下复兴起来，罗马法的复兴以注释法学派的形成为开端，该学派采用神学家们的“经院方法”来研究罗马法，对古代罗马法文献进行考证、注 释、解说、概括和阐述。13世纪后半叶起还产生了评论法学派，把罗马法的原则运用到现实 各种社会关系之中，转化为现实的法律。他们还把罗马法与教会法，日耳受习惯法、封建法和城市法等结合起来，形成了欧洲大陆通用的法律。来自欧洲各地的法律学子汇集于注释法学派 和评论法学派所在的波伦那大学，这些学生回国后从事罗马法的研究和传授，使罗马法复兴运 动扩展到整个西欧，逐渐形成了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民法法系。

——摘编自庄锡昌《西方文化史》

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卫生健康工作面临着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流行，医疗资源短缺的严峻形势。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公立医院网络，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了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医疗卫生制度。针对医药卫生资源短缺和分配不均的问题，在医药卫生体制上扩大各级医疗机构和公立医院的经营自主权，完善医疗机构经营机制。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完成了立柱架梁，改革成果惠及群众。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均寿命逐年提高，婴儿死亡率逐年下降，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医院收入结构持续优化，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所占比重由2012年的34.34%下降到2019年的28.36%，基本实现村村有卫生室、乡乡有卫生院、县县有达标医院，不断提高东部与中西部、城乡之间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供利用的公平性。建立贫困人口医疗兜底保障机制，实行一系列便民惠民措施，百姓认可指数与获得感明显提高。同时加强国际交流，推广传统中医药文化，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在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上的努力和成效，彰显了我国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大国担当。

——根据《中国新闻网》等资料改编整理

材料一   秦汉以后的思想家们认为国家有效治理的标志是王朝的长治久安。西汉的贾谊认为，求天下之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一强干弱枝的思想为历代王朝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基本原则。多数思想家认为国家统一的基础在于合理的社会治理结构。贾谊指出，统治者应“建久安之势”，稳定社会秩序。中国传统治理观念也体现出对富强的追求。历代的政论家主张富强之策应先注重边境安全。唐朝陆贽指出，“虽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无粟不能守也”，强调粟米对国家治理的重要。中国传统治理思想中蕴含的另一个主题是国家如何对待民众。儒家主张以仁义德教治国，国家之于民众，应该“明礼义以一之，至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统治者不应把聚集财利当作治理的目的，以免伤害民众和农业生产。

——摘编自孙晓春《中国传统治理观念与社会治理实践》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剿匪斗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取缔赌场妓院。195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拥军优属，表彰各级模范，形成示范效应，建立起新社会的道德风尚，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新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划分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阶级成分，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结构。针对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矛盾，政府将计划经济的思路引入劳动力资源配置，对失业人员和困难群众予以帮扶救济。在城市设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把城市居民纳入到各类单位之中。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农民纳入到农村的集体组织管理体系之中。

——摘编自王建军《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材料三   1978--1997年间，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政府逐步放松对经济社会的管控，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家治理结构和主要原则作出了新的规定，改变农村“政社合一”体制，建立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适应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放松城市“单位制”“街居制”以及街道、户籍管理，推进各级政府、国有企业和城市的管理权限改革，改变对人口流动限制过死，限制条件过多的局面，推动人口在城乡之间、农村之间、城市之间以及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社会流动。从1982年实行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起，专门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中共十三大制定国家发展“三步走”战略中，在确定每一步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也相应确定了国家的社会发展目标。这些表明，伴随改革开放大潮兴起的社会治理变革巨轮开始启动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日益彰显，推动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摘编自钟宁、沈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变迁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