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初期，周礼成了一个庞大的“礼治”体系，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调节作用。儒家学说的创造者孔子很重视修身，他把修身视为立足社会建功立业的必要主观条件，对于维护社会和谐有一定的作用。“执中”的原则本是古代治国安民的方针，孔子把它发展成“中庸之道”,并把它从治国方略引向了一般方法论原则。在孟子的仁政主张中，贯穿着以民为本的原则，他认为民众是政权得以稳固的根基，民心向背对于保持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宁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古代开明君主和思想家重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重法，不少思想家把法视为治国安邦的良策。

—摘编自谢兵良《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探析)

材料二   两宋时期，政治危机严重，但程朱学派所处的时代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最为宽松。宋朝农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远远超过盛唐，但社会经济所创造的财富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国内贪污腐败严重，农民起义不断，外患也日益严重，引起了统治集团的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宋朝学者为挽回世道人心，重塑伦理道德，积极构建理学大厦。和谐既是儒家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也是程朱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身心和谐方面，提倡“自爱其身”,朱熹认为“自爱”既是天性，又是天德。在家庭和谐方面，程朱学派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思想，特别将“治家”提升到了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在社会和谐方面，注重培养社会责任感，树立社会“公意识”。程朱学派还提出了“知其性”与“尽其心”的重要修养方法，对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摘编自谢英《程朱学派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材料一   民族主义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开始兴起，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资产阶级用民族、祖国的观念把法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并形成了民族主义思想。它明确提出法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个性的公民观念，得到了不断强化和广泛传播；用民族国家代替王权国家、用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代替了王权利益至上观念，主权不受侵犯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

——摘编自张国臣《论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

材料二   19世纪末，民族主义逐渐极端化。它认为在竞争激烈、强国林立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竞争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它强调把国家的边界尽可能的扩张到本民族全盛时期所统治过的历史疆界或天然疆界，极尽可能地为本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它认为本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最有资格普及到所有的民族。它认为民族间的竞争根本上依靠军事力量，并且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促进民族、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进步。

——摘编自于海峰《论民族主义的演变、作用与影响》

材料一   宋代以前在城市行政管理上长期存在的坊市分割制度，便是基于行政管理上的方便考虑的。`宋代随着民众侵街现象的发生城市不再只是单一的政治、军事中心，还成为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面貌越来越具有浓厚的经济色彩。据学者体计，北宋全境拥有10万户的城市约有40多个，到宋徽宗时上升到50多，数量超过汉唐数倍，以工商为业的戒市居民成分与日俱增。环城草市扩大了原有城市的规模和范围，创出了中国古代城市摆脱坊市分离的新道路。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商品意识也在迅速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渗透，这使宋代带有明显消费性和商品化色彩的城市文化娱乐活动日益兴盛起来，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存在。宋代租佃关系盛行，农民具有了相当大的人身自由。城市中的大批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富裕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海内外一些史学家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在宋代已经背离了传统格局而进入了真正的“城市革命”时期。

——摘编自郭学信《论宋代城节发展的时代特征》

材料二   1915年中国10万人以上的大中城市一览表（局部）

——摘编自何一民《试析近代中国大城市崛起的主要条件》

材料一   1835年，英国议会颁布了《市政法》。根据该法英国建立了民选的自治市议会，改变了早期自治市通过向国王购买特许状获得自治权的状况。根据这一法律，在178个较大的市镇建立了由选举产生的市议会.议员由纳税3年以上的成年男子选举产生。任期3年。该法剥夺了地方教会的行政管理权，由市议会总揽地方事务，并接受居民监督，建立综合性的地方政府。

——摘编自孙宏伟等《论英国地方自治体制的发展与变革》

材料二   依据宪法，美国政府体系由联邦、州和地方（包括县、市、镇、学区和特区）三级政府组成。在大多数乡镇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要求当地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越来越多。而这些是州或县没有办法完全提供的，因此就只有把这些权力下放给镇，镇在发展的过程中就逐渐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县作为区域内范围较大的地方政府单位。对县域内其他政府单位有协调作用，但乡镇在职权范围内不受县的直接干预。

——摘编自王玉龙《美国乡镇建制及运作》

材料一 《唐律》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备成熟的法典，全面制定了有关性别与婚姻的法规。《唐律》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是“出妻”，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异。在《礼记》中为出妻规定有“无子、不顾父母、妒、淫、哆言、窃盗、恶疾”七条理由。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二是“义绝”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谋害罪、奸杀与殴杀罪。官府判断一方犯义绝，必须强制离婚。三是受鲜卑族法律的影响，唐朝还存在“和离”的情况。从敦煌文书的“放妻书”样文看来，“和离”不仅双方自愿，而且还有对妻子再婚的祝词，“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选聘高官之主。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摘编《从<唐律·户婚>看唐代婚姻的双重性》

材料二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党和政府利用报纸、广播、书籍等方式进行大规模宣传活动，还通过集体婚礼、评选模范夫妇等形式宣传《婚姻法》。各级法院对于因干涉婚姻自由而伤害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罪行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婚姻法》的贯彻使受封建婚姻制度束缚、压迫的妇女纷纷向政府和法院申请解除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妇女提出的离婚案件迅速增加。妇女获得婚姻自由后积极参加了基层政府以及生产互助组织的工作。伴随着婚姻自主意识的增强，青年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改变。

——摘编《论1950年<婚姻法>》

材料   1886年，董必武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家庭。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17岁时考中秀才。青少年时期的董必武，目睹清朝政府的腐朽专制和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压掠夺，立志救国救民。他革命的“启蒙老师”是革命党人刘静庵，后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却屡遭失败。1919年，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为培养革命中坚力量，他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和陈潭秋等组织创建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一大"。

1932年之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摘编自人民网《董必武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