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律》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备成熟的法典，全面制定了有关性别与婚姻的法规。《唐律》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是“出妻”，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异。在《礼记》中为出妻规定有“无子、不顾父母、妒、淫、哆言、窃盗、恶疾”七条理由。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二是“义绝”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谋害罪、奸杀与殴杀罪。官府判断一方犯义绝，必须强制离婚。三是受鲜卑族法律的影响，唐朝还存在“和离”的情况。从敦煌文书的“放妻书”样文看来，“和离”不仅双方自愿，而且还有对妻子再婚的祝词，“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选聘高官之主。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摘编《从<唐律·户婚>看唐代婚姻的双重性》

材料二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党和政府利用报纸、广播、书籍等方式进行大规模宣传活动，还通过集体婚礼、评选模范夫妇等形式宣传《婚姻法》。各级法院对于因干涉婚姻自由而伤害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罪行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婚姻法》的贯彻使受封建婚姻制度束缚、压迫的妇女纷纷向政府和法院申请解除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妇女提出的离婚案件迅速增加。妇女获得婚姻自由后积极参加了基层政府以及生产互助组织的工作。伴随着婚姻自主意识的增强，青年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改变。

——摘编《论1950年<婚姻法>》

材料一   按唐制，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四品以下官由吏部考核，三品以上官由皇帝亲自考核。考课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法，“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秤，四曰恪勤非懈。“二十七最”是根据各部门职掌之不同，分别提出的不同要求。经过考核，定出上、中、下三等九级，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考课标准和奖惩办法。

——摘编自张晋藩《考课—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重要制度》

材料二   明中叶以来，官僚主义愈演愈烈。隆庆二年张居正给穆宗所上的《陈六事疏》中指出，当时的官场风气是“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纵委徇”。万历年间经由神宗皇帝批准推行“考成法”。其一，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酌量道路远近，轻重缓急，确定完成期限。上述事由、环节分别登记在三个账簿上；其二，六部和都察院分别按照所留帐簿底本，对相关官员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逐月检查。如果未按期完成，则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罪论处。六科根据账簿登记，稽查六部的执行情况，内阁根据帐簿登记，稽查六科，并对隐瞒不报事例进行惩处。明代史学家谈迁评价张居正：“江陵立考成法，以为制治之本。向者因循玩愒，至是始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焉。”又曰：“中外凛凛，毋敢以虚数支塞。行之十年，太仓之积，足倍数载。“

——摘编自陈国平《张居正改革中的考成法考论》

江村大墓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驾崩于未央宫，群臣遵其遗诏葬于霸陵，但霸陵的具体位置并不确定。

元代学者骆天骧在《类编长安志》认为：“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这个说法一直被后世沿用。但是，2011年考古专家勘探确认凤凰嘴地点并无汉代墓葬遗存，排除了其为霸陵的可能。

江村大墓在距离凤凰嘴2000米的地方，考古专家发现了该墓平面为“亚”字形大墓。“亚”字形在汉代是顶级配置，只有皇帝、皇后才能用。考古专家扩大勘探范围后，发现一道东西长1200余米，南北宽约863米左右的夯土围墙把江村大墓和汉文帝的窦皇后墓合围在一个大陵园内，两座大墓同处于一陵园内称为“同茔”，一人一墓一坟头称为“异穴”，正好体现出汉代帝后合葬“同茔异穴”的特点。下图：

江村大墓地表无封土，外藏坑出土了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铜器和铁器数量较少器较小，与史载汉文帝遗诏中所说“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相吻合。铜印章刻有“车府”“器府”“中司空印”等隶书文字，表明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这样的官署、府库大约有100多个，领导这些官署的一定是皇帝级别的墓主人。据此，江村大墓最终被确定为汉文帝霸陵，西汉十一座帝陵名位问题全部解决。

——摘编自孙晓波《霸陵之谜：“江村大墓”发掘始末》

食品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食品安全自古以来也是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公共治理问题。

材料一   《礼记王制第五》记载了周代有关食品安全保障的规范：“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这一规定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关食品安全管理的规范。据《唐律疏议》记载：“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也准谋杀条论；施于卑贱致死，以故杀法”。为了加强管理和监督，宋代政府颁布法令让商人们组成“行会”，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同时在法律上继承唐律的规定，对腐败变质食品的销售者给予严惩。

——摘编自李建军、史玉丁《食品安全规范的历史及其伦理思考》

材料二   186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历史上第一部食品法，起因是德国人弗雷德里克阿卡姆对伦敦出售的许多面包进行了化学分析，并在1820年出版《食品掺假以及监测方法》一书，指出在面包中使用明双漂白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任命化学家查尔斯M威斯利尔在新成立的农业部任职，开始分析食品、肥料、杀虫剂和其他农产品的化学成分。1906年，美国“社会丑事揭发派”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根据其在芝加哥一家肉食加工厂的生活体验写成纪实小说《丛林》，向公众揭示了美国食品加工厂生产的黑幕。据说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读后深受触动，随后就推动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并因此创立美国国家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简称FDA），负责对美国境内所有人食用的食品和药品进行安全评估。

——摘编自李建军、史玉丁《食品安全规范的历史及其伦理思考》

材料一   明清江南市镇的起源，早的可以追溯到宋代。北宋还比较少，到南宋数量就多起来了。明中期到清前期是传统江南市镇发展的高峰期。其间，个别的镇有兴有衰，总体数量不断在增加。明清江南市镇，在1909年以前，都不是正式的行政建置。那里仍然是按乡村的规矩来编制地域（都、图、里、保），且与四周乡村犬牙交错，镇区内也有农田与农民它是政治行政体制外自行生长出来的东西，是农村商品经济、市场贸易发展的产物。市镇具有乡村商贸市场“中心地”的性质，衬托并支持着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在我看来，明清江南市镇还是相当自由的，彼时政府管得很少，一切听任自然。在市镇可以感受到一般人的悠闲与淡泊。无论是戴毡帽的乡民，还是穿长衫的“先生”，街上相逢一笑，或许他们还是经常往来走动的亲戚，乡民认镇上人为干亲的也常有。生活很平常，人与人的感情靠得很近，没有城市里的那种疏离感与紧张感。

——摘编自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在《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中提出的关于“田园城市”的思想，一直是城镇建设的一条重要考虑因素：建设一种结合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为了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它的规模能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受其思想影响，英国建设了一些大城市周边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花园城市。现在的英国，很难再看见以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人口向伦敦等大城市迅速聚集的“单向型城镇化”。相反，大城市人口向周围的小城镇、卫星城镇转移和流动成为了发展的主流。这一点，由于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特别是铁路网络而显得尤其成功。

——摘编自周逸《英国城镇化为何不大拆大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