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共和国治理惯性在罗马帝国时期并未消失。在公元2世纪时，罗马帝国中央与行省的高级官员总共为150人到200人左右，即使到了3世纪早期，这一人数也才达到350人左右。绝大部分帝国地方的行政工作，罗马人都交给了自己的地方代理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官员、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决定有关城市的一般事务，包括授予公民权、财政、税收、司法、宗教崇拜、建筑工程等一系列与城市直接相关的问题。只有在城市觉得自己无力解决时，才会求之于总督。在司法问题上，只有涉及金额超过一定限度，或者事关公民的生命时，才会上诉到总督或者皇帝那里。”在城邦众多的帝国东部，本地的市政自治机构仍然被继续维持下去。在城市比较稀薄的西部，统治者则默许本地的部落贵族按照自己的标准建立政治结构，并将周围的土地与社群分配给这些贵族。英国史学家芬纳说“帝国的官员只是附加到遍布帝国的自治共同体之上的上层结构”。

——摘编自（意）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

材料二   两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时期以来，封国势力和豪强势力不断遭受打击和削弱，王朝的统治标准逐渐渗透到帝国每一个角落，所谓“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虽有夸张之处，但始终是汉朝诸帝追求的政治目标，地方官吏如果擅自更改或假传中央命令，可能面临最高死刑的惩罚。西汉王朝强盛时期，郡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03，下辖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587，至东汉时期，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仍然有1180。县以下，“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三老地位较高，通过榜样示范和宣讲宗法伦理使得统治者意图自然而然地传到基层民众的圈子里，从而达到控制乡里人心的目的。据统计，两汉时期，中央加郡县官员数量竟高达到13万到15万之间。

——摘编自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

材料一   民国初期，各党派设有竞选机构。例如，国民党设选举科，同时到各省成立支部，加强在备省的选举动员。共和党也在全国各地设立分部，加强选举的组织。候选人的竞选方式比较单一，基本，上只有公开发表竞选演说这样的形式，而且各党的纲领大体上差不多。当时选民投票大致有“重视民主权利”“盲目投票”“讽制选举”等几种心态类型，大部分国民尤其是农民阶层对选举是冷漠的。在国会议员及省议员选举中，各党派“威逼胁迫，手枪相向”“抢票、毁票”“拉票.冒投”的现象很多.选举大都沦为军人政权执政的工具。由于选举中组织、监督不到位，选民调查的涵报、浮报的现象比较严重。投票的秩序也因为组织不力而混乱，投票的准备不充分。设置的投票所不足，授票所经常出现逸民拥挤而使授票没办法正常进行的现象，影响了投票的过程，进而导致选举结果不公平。

——摘编自唐可迈（民国初期选举制度评价》

材料二   英国议会选举制度主要是议会下院的选举，也就是通过普选推出代表不同行政地区参与立法和行政的议员。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下院的选举制度经过多次扩大逸举权的改革，直到1949年通过《人民代表制法），才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普选制。英国现代政党政治的产生使选举对政治的影响有了一个更为现代的中介手段：选举行为、选票取向从原来通过个人行为发展为通过现代政党这种现代政治组织作用于政治行为和政治取向。这就使选举对政治的影响不仅从议会扩大到政府（行政）和司法而且还从个人影响发展为组织影响。

——摘编自米雪（浅析英法议会选举制度对政党的影响》

材料一 清承明制，除将明代的南直隶、陕西和湖广各一分为二，其他12个省级政区幅员基本不动。在东北、北部和西部边疆，分设若干将军辖区和办事大臣辖区。在清代前中期，朝廷与省督抚的关系更加紧密，省制更为有机地融入国家对全国疆域的整合与地方社会的治理机制之中。清末，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压力下，清廷不得不整体上放松对各省督抚大员的控制，一些封疆大吏趁机掌握省级兵权和财权，呈现省区逐渐疏离中枢的趋势。随着近代边疆危机日益加深，形势逼迫清政府对省区进行划设、调整与整合，省制仍具有加强国家统一和国家领土安全的强大制度功能。

材料二 辛亥鼎易之后，各省实力派都督在清末离心潜伏的积累后乘机走上前台，分离态势日益明显。皖系、直系、奉系轮流坐庄，地方军间各霸一方，省区力量取得主导地位，央地关系倒挂。省制变革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仍未能得到解决，冯系、阎系、桂系等地方实力集团与蒋介石集团各为其利仍纷争不断，亦不得其解。大革命面临严峻危机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重要省区先后设立省委，是对省制的创造性运用。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革命战争形势快速发展，东北、华北、中南等行政区先后在解放区建立起来，各自管辖若干省级及以下行政单位。解放战争时期的区划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时期的最高发展阶段，克服了近代省区位置失序的弊端，为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摘编自翁有为《近代中国之变轴：军阀话语建构、省制变革与国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