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四次长期波动及其特征

——据【英】弗里漫【葡】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

材料一   汉廷每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简称则曰“贤良”……“孝廉”为孝子廉吏之简称，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是为汉室令举孝廉之始……此项制度之演进，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奖拔人才，鼓舞风气；一面使全国各郡县常得平均参加中央政局，对大一统政府之维系，尤为有效。而更重要的，则在朝廷用人，渐渐走上一个客观的标准，使政府性质确然超出乎王室私关系之上而独立。

——钱穆《国史大钢》

材料二   为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自南北朝后期便开始探索考试选官的方法。隋唐间均田制以土地国有、计口授田为原则，摧毁大族豪强的庄园经济，使一批自耕农和庶族地主得以产生，并参与分享文化和权力。唐代手工造纸产量颇大，雕版印刷渐趋流行，为普通人读书并参加科考创造了便利条件。

——摘编自冯天瑜《科举制度——中国“第五大发明”》

材料三   唐代科举取士原则兼顾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誊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代，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湖南教育在宋代出现了第一个发展的高潮，书院、官学、私学成为宋代湖南3种主要的教育形式。湖南则是书院教育发展之重镇，在全国非常突出，更出现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以及书院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朱张会讲”（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诘难辩论）。宋代时期，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较大发展。宋代湖南进士中试人数为唐代的37倍，黄宗羲所著的《宋元学案》中共写宋代学者988人，其中湖南有141人，位居全国第5。

——摘编自冯象钦刘欣森《湖南教育史》

材料二   湖南近代教育改革在民国建立后拉开帷幕。湖南军政府先后设立学务司、教育科，裁撤清末各县劝学所，县署内设第三科掌管全县教育事务。学务司颁布了《湖南暂定学制大纲》，将全省教育系统分为保育、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6大类。各级学校取消读经讲经课，代之以民主自由；课程设置注重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学上开始摆脱填鸭式的传统方法，重视并实行多元互补的现代教学方法，注重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力。湖南各级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留学教育均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罗慧《民国初年湖南教育改革的历程与现实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为了巩固政权的基础，发展农业经济，尤其重视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建设。夏商时期，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统县的“郡县制”在各国的推行，乡里行政组织渐成雏形，成为基层组织。汉承秦制，县以下基层组织为乡、里，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还于每十里处设亭，是专门从事“求捕盗贼”的警察性组织，另设游徼，掌捕盗贼。唐朝，基层组织已有城乡之分，农村以村为单位，城邑以坊为单位，乡有乡长，里有里正，村有村正，官方控制与统治不断增强，乡和里的功能逐步弱化。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明代城中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凡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里下为甲，设甲首一人。清代基层组织在明里甲的基础上，创设了保甲。地方基层组织以十户为牌，设牌头；十牌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乡村基层治理经验》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地方自治传统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基层治理的管理。美国建国后，基本保持了地方自治的传统，乡镇是最基本的地方自治单位，承担着除司法之外的所有公共服务功能。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每个市镇的市长和市议会都由普选产生，市长同时对中央政府和本地选民负责。英国在1835年颁布《市政法案》，确立了英国近代自治市制度。法案规定自治市政府和议会都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征税所得也由自治市自主开支，但必须接受选民监督。随着城市人口激增，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使传统的社会救济出现变化，把城市分成若干小区，每个小区组织志愿者，负责救济的分配，并协调慈善团体和救济机构的工作，社区组织开始形成。

——摘编自人教版《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一   ……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南京条约》

材料二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

——《马关条约》

材料三   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

                                                            ——《辛丑条约》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个流动的发展过程。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儒家，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人的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理学一方面使人们屈从于封建主义统治，另一方面，理学家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明清之际，儒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在一些不是理学家的志士仁人上发出了光芒。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   近代中国“两极相逢”，中西文化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突出内容。从“制造或政法制度之争”到“思想上之争”，是中西文化和哲学论争的一个转折。戊戌维新前，形成了“中体西用”这一应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戊戌维新后，随着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用”的膨胀突破“体”的界限而日见其困窘。20世纪初期，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体”已经体无完肤，随之而出现了中西调和、融合的意识。这种调和中西、融合新旧的意识很快蔓延，成为一种广有市场的社会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中华民族形成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摘编自中国社科院《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材料   经过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宋太祖不愿再见军队夺取政权的威胁。宋代的政治权力，即倚仗儒生士大夫所撑持的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

宋代科举取士，儒生基本上是经由竞争，以经典知识与文字表达能力，进入文官系统。宋代名臣，如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两宋（宋郊、宋祁）、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都没有显赫家世，凭着文采与知识，在士大夫中脱颖而出。

宋代优遇士大夫，胜于前后列朝。据说，宋太祖留下祖训，不得诛戳士大夫。核对历史，宋代党争虽烈，失势的官员至多降职贬逐，却没有杀身之祸，甚至身陷罗网也属罕见。

宋代知识阶层的地位提高，未必只是由于政权对文人儒生的尊崇，其实还在于这一阶层人口众多，形成相当广大的社会基础。……大概由于教育较为普及、知识传布较为方便之故。宋代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也较过去更为重要。读书人往往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小区拥有发言权，受乡里尊重。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

材料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其后积弊日甚，其势不得不变。于是先从在下者（平民）起……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最高统治者仍由王族世袭）也。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天下之变局，至是始定。

——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二：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望龙门的巴县衙门，始建于1667年，在平面布局上，20多间房围成3个四合院，形成了巴县衙门的大堂、二堂，大堂动刑罚，二堂理政事。大堂即正堂，是知县举行重大典礼、审理重大案件的地方，内有原告石、被告石，又称下跪石，绅士以上身份的人候审时可以不跪。二堂是知县商议政事的地方，取名“琴治堂”，表示知县一面弹琴，一面理政，寓意为仁政教化以德治县。

——据《重庆府志全图》整理

夫中国刑狱皆以贵治贱。所谓法者，直刑而已，所以驱迫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则超乎法之上……（近代西方）之所谓法，治国之经制也，上下所为皆有所束。

——严复《法意·按语》

材料三：观察下面三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