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汉以来，分布在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陆续向内地迁徙，内迁的少数民族很多，迁徙持续不断，此起彼伏。北方汉族人口向江南、西北和东北地区大规模流亡迁机。魏晋时期，汉族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控制，并补充内地居民的不足，经常招引或强制他们入居内地与汉人杂居的少数民族与汉人一样要纳租调、服劳役，即“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多为少数民族所建立，兴亡不定，冲突激烈，他们大多推行汉族传统政治制度。

——摘编自王子今、方光华《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二   从公元2世纪中叶起，罗马皇帝为了获得兵源税款，允许大量的日耳曼人进入帝国领土，并把他们迁移到帝国境内人口稀少的地区。日耳曼人的整个部落，都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登上征途。4至6世纪的大迁徙运动，日耳曼人占据罗马帝国的领土，以征服者的婆态，建立主国定居于此。日耳曼人的大迁徙给欧洲社会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他们建立的各王国，尽管大小不等，但都是在摧毁罗马当地奴隶主政权后建立起来的，他们本身所固有的一些传统，恰恰构成了建立西欧封建社会所必需的因素。

——摘编自张淑清《日耳量人大迁徙及其深远影响》

材料一   夏商周的统治基础是内外贵族的联合，重要的辅助大臣都由宗亲贵族担任。官员世袭作为古老的选官方式，并未随社会进步销声匿迹，汉代“任子”、唐宋“恩荫”、清代“荫典”均为其遗存。汉代以察举、征辟选官，荐举选拔标准有三，“一日德不当其位，二日功不当其禄，三日能不当其官”。然而，举荐者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凭意志取人成为定式，举荐者与被举荐者之间往往体现为官宦之亲、门生故吏等特殊关系。隋唐五代的科举选官，受选地域由城市趋向广大乡村，受选者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受选对象数量日渐增多。同时，限制条件也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如唐代的任用标准增加了身、言、书、判等条件。隋唐以后，科举考试选官逐渐成为主流的官员选拔方式。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近代西方国家参考和借鉴中国科举制度，制定了近代文官考试选拔制度。西方文官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文官政治中立，不参与党派活动，文官自身更不能组织党派或政治组织，使政府工作在政党轮流执政时可以稳定运行。文官考试重视公平公正、人人平等原则，重视业务素质与能力，还制定不同职务的具体选拔标准。

晚清选官制度，虽模仿西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这一切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皇权统治需要，而不是整个社会需要。在官员选拔中，满族贵族始终保持特权地位。中国自古就是儒家思想与教育体系和选官制度合而为一，晚清时期儒家经典依然是选官考试的主要内容。

——摘编自张靖《晚清选官制度变革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为了巩固政权的基础，发展农业经济，尤其重视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建设。夏商时期，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统县的“郡县制”在各国的推行，乡里行政组织渐成雏形，成为基层组织。汉承秦制，县以下基层组织为乡、里，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还于每十里处设亭，是专门从事“求捕盗贼”的警察性组织，另设游徼，掌捕盗贼。唐朝，基层组织已有城乡之分，农村以村为单位，城邑以坊为单位，乡有乡长，里有里正，村有村正，官方控制与统治不断增强，乡和里的功能逐步弱化。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明代城中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凡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里下为甲，设甲首一人。清代基层组织在明里甲的基础上，创设了保甲。地方基层组织以十户为牌，设牌头；十牌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乡村基层治理经验》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地方自治传统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基层治理的管理。美国建国后，基本保持了地方自治的传统，乡镇是最基本的地方自治单位，承担着除司法之外的所有公共服务功能。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每个市镇的市长和市议会都由普选产生，市长同时对中央政府和本地选民负责。英国在1835年颁布《市政法案》，确立了英国近代自治市制度。法案规定自治市政府和议会都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征税所得也由自治市自主开支，但必须接受选民监督。随着城市人口激增，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使传统的社会救济出现变化，把城市分成若干小区，每个小区组织志愿者，负责救济的分配，并协调慈善团体和救济机构的工作，社区组织开始形成。

——摘编自人教版《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一与先秦羁縻政策比较，汉唐时期的民族羁縻政策不仅在形式上有较大发展，也在某些基本原则上有较大的突破、创新。首先，就多民族统一原则来看，汉唐时期大大强化了周边民族对中央政权的隶属地位，作为少数民族的首领，其所担当的职权往往以受内地政权的册封为根据，并直接受汉唐所设的羁縻政策州府官吏的监督或汉唐驻军的控制。其次，汉唐的羁縻统治进一步发展与健全了先秦时的“依俗而治”原则。“依俗而治”不仅要强调“依俗”，更要在“治”上作文章。“依其故俗”只是治理的一种方法，其实是以设立羁縻机构职官及派军队等政治军事管理行为为前提的。其三,汉唐的羁縻统治民族政策把协调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放在了较重要的地位。汉设西域都护客观上起到了协调民族关系的作用。唐在大漠南北及西域设置的羁縻府州，也有利于防止西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攻伐。最后，汉唐的羁縻统治把加强民族间经济文化联系提上日程。汉唐时内地政权与周边民族间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经济贸易活动。

——摘编自杨永俊《我国古代民族羁縻统治政策的变迁及其原因探究》

材料二宋朝先后与契丹族建立的辽、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女真族建立的金长期并立。辽、西夏、金、大理等政权都吸收了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治理经验和文化。即使在局部政权割据、争战状态下，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也从没有中断过……清朝设立理藩院管理边疆民族事务；通过满蒙联姻，加强对漠南蒙古的控制；通过军事斗争平定漠西紫古准噶尔部叛乱，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巩固了西北边疆；分别册封五世达赖与五世班禅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青海、西藏地区设西宁办事大臣、驻藏办事大臣；在西南，沿袭土司制度，后来逐渐进行“改土归流”，废除世袭土官，选派有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一   1835年，英国议会颁布了《市政法》。根据该法英国建立了民选的自治市议会，改变了早期自治市通过向国王购买特许状获得自治权的状况。根据这一法律，在178个较大的市镇建立了由选举产生的市议会议员由纳税3年以上的成年男子选举产生。任期3年。该法剥夺了地方教会的行政管理权，由市议会总揽地方事务，并接受居民监督，建立综合性的地方政府。

——摘编自孙宏伟等《论英国地方自治体制的发展与变革》

材料二   依据宪法，美国政府体系由联邦、州和地方（包括县、市、镇、学区和特区）三级政府组成。在大多数乡镇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要求当地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越来越多。而这些是州或县没有办法完全提供的，因此就只有把这些权力下放给镇，镇在发展的过程中就逐渐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县作为区域内范围较大的地方政府单位。对县域内其他政府单位有协调作用，但乡镇在职权范围内不受县的直接干预。

——摘编自王玉龙《美国乡镇建制及运作》

法律是国家的统治工具，着眼于防范和惩处；教化是社会治理的工具，着眼于教育和引导。

材料一   董仲舒认为，汉朝建立后“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主要原因是政治指导思想不统一，“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因而统一法度必先统一政治指导思想，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能使“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这一主张的具体含意是要求汉武帝用儒术，特别是“公羊”家所阐释的“《春秋》之义”去改造法律，将儒家衡量是非之尺度纳入汉朝律令之中，从而将承秦而来的汉朝法律改造成推行道德教化的工具。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第二卷）》

材料二   唐律继承了汉晋以礼入律的传统，《唐律疏议》明确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的法律形式也已经相当完备，“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在法律的实施上，唐代统治者强调慎狱恤刑，特别是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唐太宗就曾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简宽。”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止了刑罚的滥用。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一   自春秋战国至唐代，国家和政府设市于都邑之中，市处于城中特定位置，以墙垣围住并与民居隔开，并设有市师、肆师、质人等分掌市内各项事务。唐前期还规定开市和散市的时间，即午时击鼓三百下而众以会，日没前七刻击钮三百下，散市。

——摘编自韩国磐《中国古代的市和市井市肆》

材料二   （有人说，欣赏《清明上河图》）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但少尘土扑面耳。

——摘编自《石渠宝笈三篇》

材料三   （明中叶以后）形成了相当发达的全国商业市场。这时不仅南京等传统的发达地区的城市铺行栉比，民物繁华，边塞城市如大同也“繁华富庶，不下江南”……新兴的市镇大部分集中在江南的苏、松、杭、嘉、湖地区……乾隆时期，发展较快的手工业行业主要有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在这两个行业的生产与流通领域，出现了手工业工场和包买商。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等《中国古代史》